近年来，文艺创作表现出许多新的现象，中国文学与艺术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这应该是非常可喜的。由于革命历史题材具有非常独特的重要性，其艺术表达的新变就具有更为典型的意义，可以看出新时代中国审美的某种发展趋势。

　　在作品的结构方面，情节变得更具复杂性。许多作品设计出扑朔迷离、出人意料、千回百转的故事线，多有欲盖弥彰、草蛇灰线、声东击西的效果，让人欲罢不能。电视剧《信仰》虽然讲述的是隐蔽战线的故事，但并没有直白地告诉观众情节将如何发展，而是不断地抛出悬念，把观众引向意料之外、情理之中。长篇小说《千里江山图》则把情节发展的支点置于“不可能”的悬念之中。故事的焦点是护送首长从上海转移。但承担护送任务的地下工作者却不知道首长是谁、如何接头。唯一的办法是看事先约定好的报纸广告上面的电话。但这个电话只有叛徒掌握。这样，首长必然会暴露，否则就联系不上首长。看起来这是一个难以完成的任务，但最终的结果是那些富有智慧、胆识与牺牲精神的地下工作者完成了任务。由于情节设计的奇异诡谲，整个叙述充满了强大的吸引力，不仅增强了小说的魅力，亦营造了一个极为独特的环境来表现人物的精神品格。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中，重视表现人的内心世界，揭示他们的情感、心理与精神追求。《信仰》中的主人公赵云飞在国民党军统局负责共产党红色宣传品的审查，却在“审读”中接受了共产党的信念，逐渐转变为一位坚强、机智的地下工作者。审读组组长陈玉婷的父亲是爱国军人，在执行刺杀汉奸的任务时被国民党枪手刺杀。她由怀疑、不满到与国民党真正决裂，终于也成为一位坚定的党的地下工作者。电视剧通过两名青年不同人生经历中信仰的转变，表现了中国命运的历史必然。借助于地下工作的隐秘性，创作者设计了许多悬念，以表现人物内心世界的变化。在强化外在情节魅力的同时，又强化了人物的内在表达。长篇小说《英雄山》的人物具有非常独特的意义。作家设计了三个不同的人物，共产党员凌云峰、国民党特工易水寒、国民党敢死队长楚大楚。但这三个人物并不是相互分离独立的，而是在一定条件下发生了身份的互换。当易水寒被置换为凌云峰后，对共产党的追求、行为、理念有了新的认知，其思想发生了转变。尽管小说以“我是谁”的拷问来强化叙述的效果，但我们从中看到了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人物形象的塑造可谓别开生面。

　　情节设计的复杂性、人物塑造的独特性使这些作品呈现出新的艺术魅力。这与作品的叙述视角有很大的关系。电影《革命者》以主人公李大钊的个人视角展开故事。尽管表现的是李大钊生命中的最后时刻，但由于电影聚焦的是李大钊的精神心理世界，可以随时从“当下”回闪到“过去”的任何场景，大大丰富了电影的叙事容量。这种“内向”的叙述更具体细致地表现出了共产党人李大钊的精神世界。被人们习惯了的“全知”视角的改变更典型地体现在小说《千里江山图》中。可以说作家叙述了一个“全不知”的故事。不知道谁是活动的组织者，不知道活动的具体方案，不知道谁是同志，谁是叛徒，不知道从哪里接应首长，把他送到什么地方，等等。在这种什么也不知道的事件设计中，却叙述出了什么都清楚的效果。这对创作者而言，确实是极为艰难的挑战。还有一种视角则更富想象力，超越了一般所言之“内向”或“外向”的路径，使作品显现出一种“神性”。在长篇小说《牵风记》中，作家并没有聚焦于故事的交代，而是极为表现某种超现实意象的存在。这种描写想象奇瑰，充满激情，融自然与人为一体。在人的行为中显现出天道自然的力量，隐喻了一个“不得不”的历史必然——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历史必然性的胜利。在更多的作品当中，特别是影视作品中，年轻化叙事表现出特别的魅力。电影《红船》中以青年毛泽东同志为切入点，描写了中国共产党建立的重大历史。人物设计的“年轻化”，服效呈现的“年轻化”，作品总体情调的青春气息，使革命历史题材的叙述表现出别具一格的魅力。

　　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在当代中国审美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由于其题材的特殊性，相对而言更突出宏大叙事、英雄情怀、理想主义、奉献精神等。在结构上强调情节的营建，在叙述上强调全知视角，在人物刻画方面突出主要性格，在情感表达方面强调社会意识等等。这些构成了新中国审美的重要特征。近年来的创作在延续这些特征的同时发生了积极的新变，仍然表现出崇高的信仰、无私的品格，以及鲜明的理想主义精神与英雄情怀。但在具体的表达中却表现出更为丰富、多样的追求，拓展了艺术表现的领域、类型，对新时代审美范式的构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