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有人叫我去做第三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的评委。这是一个专门面向45岁以下青年小说创作者的奖项。让我一个诗人去做小说奖的评委我觉得有些不合适，但组委会说就是想要一个“外人”参与评审。这样，我只好突击阅读了不少当代青年作家的小说，但老实说，我对大多数作品的印象并不太好。2022年第五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颁奖时，他们又让我上台说几句，推辞不过，我就在台上直说了：中国年轻小说创作者的文学标高大致有三个：《红楼梦》、马尔克斯和鲁迅（鲁迅对中国作家的意义并不只局限于小说写作）——这对我来说太狭窄了，太没视野了。我总的看法是：当代中国青年作家们大多喜欢以现实主义手法写小人物，而且要把人物写得活灵活现；若是长篇，人物就应众多，而且应是三代人长时段的大跨度叙事——这从当代世界文学或者世界小说的角度看，显得挺无趣是不是？

　　我一接触青年人写的以乡镇、县城为题材的乡情小说，或者以乡镇、县城为背景的成长小说，就有些头疼，因为大多数作品的语言风格和谋篇布局都是老一套。读上三五段，一旦触碰到作者的故事点、叙事路数（论文写作叫“策略”），我就会加速猜想作者将怎样展开又一个“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平庸故事。这种“平庸故事”不同的书写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有的人写得暗一点，有的人写得亮一点；有的人写得土一点，有的人写得现代一点；有的人写得狠一点，有的人写得诗意一点；有的人写得烦琐一点，有的人写得简洁一点。再在时间上弄点马尔克斯，结构上弄点博尔赫斯，道理上弄点庄子、佛经，也就这样了。这种书写不仅体现在大多数年轻人的小说写作中，也体现在很多年轻人的诗歌写作中，也体现在我们的电影叙事中——电影、电视剧、舞台小品都有所沾染。我们很难在其中看到货真价实的艺术发现、发明和创造力。

　　我这里没有对小说创作者，尤其是青年小说创作者的不敬，我讨论的也不是所有青年小说创作者的作品。我随时准备接受具有新观念、新语言、新节奏、新视野、新实验、新叙事的，与我们复杂的历史进程，与我们当下真正的生活、心思相对称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电影的轰击。如果一名青年作家坚持走老派的现实主义的文学之路，那也好，那就做好超越19世纪欧洲以及20世纪中国前辈的准备。如果既不创新也不超越，那就是自得其乐的“文学”了。没有抱负的文学有什么好写的呢？

　　我的学生范晴的短篇小说《棕熊踢踏舞》真正只写了一个人物，叫陈逸青。故事并不复杂：一位农村青年在县城找到一份工作，在面包店门口扮演棕熊以招揽顾客。他裹着棕熊服，像爷爷一样跳踢踏舞的情景被人拍成视频发布到网上，引起很多人关注；之后他与人发生冲突，从棕熊服里露出自己的头。文中提到，套在棕熊服里面的主人公陈逸青“惊恐地发现自己失声了。他不断地张开嘴，却只是徒劳”。小说的最后写道：“陈逸青看见自己和爷爷的影子融为了一体。”——这显然有点宿命的意味。范晴还很年轻。她力图走到自己故事的背后，这值得称赞。

　　在陈逸青刚刚套上棕熊服，还不适应的时候，小说中出现了一段文字，说陈逸青“连睡觉都是穿着衣服睡的。那身熊毛，渐渐变成了陈逸青的，柔软茂盛，根根分明，从他的手臂、大腿、腹股冒出，连指甲都覆满了。床上、地板上，就连餐盘里，处处都是陈逸青身上掉落的熊毛……”读到这里，我以为范晴要把自己带入卡夫卡《变形记》的轨道。但是读下来，发现她并没有这样做。这挺好。如果她这样做了，那就是落入了已有文学的窠臼。已有文学不论中外，对我们来说大多是经典，在具体的创造性的写作中一头扑向经典其实是缺乏文学见识（学习性写作另当别论）。她没有进入卡夫卡的轨道，继续着自己的叙事。

　　小说中展现出一名青年人对远远大于自己的生活的观察，而且这观察中还附带着一种幽默感。虽然语言还谈不上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但我看出了她的才能。

　　范晴毕竟年轻。她说“爷爷踢出的谷垄笔直均匀，像楷书；陈逸青踢出的谷垄歪歪扭扭，像狂草”，这个说法有趣，透露出作者的文化修养，但也有点儿突然——文化之光忽然照进了普普通通的乡村与县城的生活，但作者又没有将它展开成一个必然的因素：乡下人当然也写毛笔字，但不是人人都写。范晴说“汗水从爷爷鹰展的臂间飞溅，坠入金黄色的谷场，像献给田野的吻”，这有点过于诗意了，而且是学生腔的诗意。当她提到“百老汇的踢踏舞”时，我为她的行文捏把汗。还好，还好，这样的有点水土不服的句子在整篇小说中只出现了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