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

　　张庆捷

　　1999年，在太原市晋源区距北齐东安王娄睿墓东北600米的地方，发现了一座古墓，墓的主人叫虞弘，是旅居中土的外国人。古墓发现后，由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考古研究所和晋源区文物旅游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立即展开挖掘工作——这座即将引起世界性轰动的古墓踏着历史沉重的脚步向我们缓缓而来……

　　考古发掘进行到中期，新问题接连出现，迷雾疑云，层层叠叠。这到底是什么人的墓葬？来自何处？葬于何时？这些问题，将考古队的注意力自然吸引到寻找墓志上。

　　考古人都清楚，墓志相当重要，它不仅会告诉我们墓主人的身份和履历，也会告诉我们这些图像产生的基本背景。面对一幅幅陌生的、充满异国风情的石堂浮雕图案，墓志的重要性更加凸显。

　　令人激动的时刻终于到来了。7月20日上午10时30分，清理过程中，忽然在石堂前出现了一方墓志，经过辨识，是墓主人虞弘的墓志。工地上顿时欢喜雀跃，干劲倍增。真是好事成双，当天下午5点左右，又在石堂西侧发现了虞弘夫人的墓志。两方墓志均是细砂石质，有盖有志。虞弘墓志盖完整无缺，为盝顶形，长、宽均约73厘米，厚约8厘米，四周带杀（这里的“杀”指墓志盖四面的小斜坡——编者注），志盖顶中部先阳刻九个边长约11厘米的方格，再由右至左，由上至下，阳刻“大隋故仪同虞公墓志”九个篆字。四杀上阳刻忍冬和带叶莲花纹饰，盖侧四边另有细线刻的蔓草纹饰。

　　虞弘墓志长、宽均约73厘米，与志盖相同，厚约7.5厘米，右下侧缺一角。志面上先阴刻小方格，每格内阴刻一字，共25行，行26字，除右下角缺25字外，还存字625个，分志与铭两部分，志文基本为隶书，铭文为楷书，志文由右至左竖写。

　　果然如考古队员先前期望的，墓志内容向我们揭示了许多重要信息，并与石堂雕绘内容相互呼应。

　　据墓志记载，男主人姓虞名弘，字莫潘，鱼国尉纥驎城人，曾奉茹茹国王之命，出使波斯、吐谷浑和安息、月支等国，后出使北齐，随后便在北齐、北周和隋为官，在北周一度“迁领并、代、介三州乡团，检校萨保府。开皇转仪同三司，敕领左帐内，镇押并部”，死于隋开皇十二年，即公元592年。

　　墓志中所载墓主的国籍鱼国，是一个史书失载的古国。志中记载了虞弘一家三代人的概况，透过他们的职务变迁，可窥测古代民族之间的往来与交融。志中还有许多史书少见的内容，对研究柔然的职官、外交及与北魏的关系，对研究北朝的民族政策等，都有很大价值。

　　墓志中有两处较为特殊，反复观察，可以肯定这两处是被改刻的。为什么要改刻呢？说明这两处很重要，不改不行。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两处经过改刻的字，同为“鱼国”的“鱼”字处，一处为“鱼国尉纥驎城人也”，一处为“鱼国领民酋长”。仔细观察这两个“鱼”字处，明显比其他处低凹，色泽也不一样，用手指触摸，感觉更明显。

　　可以肯定，这两处都是改刻的，原先所刻二字肯定不是现在的“鱼”字，而是其他字，墓志刻成后，主家发现不妥，又将原先所刻之字凿去，重新刻上现在的“鱼”字。原先是什么字呢？妄自揣测，可能是“虞”字。主家改刻的用意，估计是想在墓志上恢复本来的国名。

　　“鱼弘”为什么要改为“虞弘”？死后墓志改正了国名，但墓志盖上为何仍然保留“虞公”？这和当时的政治有什么关系？

　　我们注意到《隋书·虞庆则传》的一段记载，该传云：虞庆则“本姓鱼，其先仕于赫连氏，遂家灵武，代为北边豪杰”。虞庆则“本姓鱼”，却将姓氏由“鱼”改为“虞”，其情况与虞弘相同，推析当时存在着一段现在不为人知的历史背景，在这种背景下，两人都将姓氏由“鱼”改为“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