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贵桃

　　娄烦收藏者强建生手中，有一份1946年开具的《晋绥边区牲畜买卖证》，上有“牲畜名称毛驴，牲畜数量壹头，共值价格伍万元，应缴费额贰仟五百元”等内容。这实为一张税票，反映了革命战争时期静乐县及其所属娄烦地区的一段红色税收史。

　　这张《晋绥边区牲畜买卖证》，长16厘米，宽11.5厘米，麻纸，油印，毛笔书写，文字为： 晋绥边区牲畜买卖证 买主姓名高贵元；卖主姓名薛恩进；牙子姓名刘富德；交易地址磨地湾；交易日期九月二十一号；牲畜名称毛驴；牲畜数量壹头；共值价格伍万元；应缴费额贰仟五百元。

局 长（印）

经手人（印）

民国三十五年九月二十四日

　　过去牲畜买卖是征税的，这样一纸牲畜买卖证放到如今是再普通不过了，但在抗战刚结束的解放区，意义便非同寻常。

　　八年抗战，静乐县及其所属娄烦地区作为敌占区，由于日寇推行“三光”政策，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特别是作为农耕社会重要生产工具的牲畜数量急剧减少。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党在解放区实施了一系列发展经济、医治战争创伤的措施。作为农耕地区，发展农业生产自然是第一要务。而要发展农业生产，就必须解决畜力问题。所以边区各级党委和政府十分注意保护当地以牛、驴为主的畜力，出台了一些保护措施，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从境外购进牲畜。

　　1945年4月日军从娄烦逃窜，5月4日的《抗战日报》即有报道《静乐县贸易支局买牲口帮助群众春耕》：“贸易支局为帮助群众解决春耕牲畜困难，曾支款二十多万元，帮助群众从临县买回十多头毛驴，先组成运输小队赚取脚价，归还贸易局垫款，春耕开始后即下地耕种，群众均甚欢喜。”

　　二是禁止牲畜出境。

　　1946年1月31日，《抗战日报》刊发消息：《兴县三区拟定办法 发动群众早买耕牛 静乐禁止耕牛出境》，指出：“因投机商人将耕牛运出根据地宰杀，静乐三个月来，已有耕牛一百三十头、驴二十二头出口，这样下去会直接影响到今年的生产运动，现贸易局和税务局正协同村干部加以制止。”

　　三是举办骡马大会，调剂余缺，并通过扶持牲畜买卖增加税收。

　　早在抗战胜利前夕，1944年12月21日的《抗战日报》就刊发消息《在武装保卫下天池店开骡马大会 岚六区帮助敌占区同胞解决冬衣困难》，指出这次大会盛况空前：“天池店举行了七天骡马大会。从十一月十四日起到十一月二十一日，每天到会群众达四千人以上，会中有公私商摊一百〇三家，牲畜一百廿余头，贸易局、合作社、驻军、群众等准备货物达六百余万元。”

　　这份《晋绥边区牲畜买卖证》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具的，成为这段特殊历史时期的红色税收印记。

　　由于晋绥边区各级党委和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解放区的经济讯速恢复、发展，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