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破圈是近年来的热门话题。解决这个问题有不同的思路、方法，笔者在这里就创作与评论这“鸟之两翼、车之两轮”抛个砖。

　　劳动者的表达受追捧

　　从创作上来讲，今天的文坛，包括青年作家的创作，少了些生猛，多了些精致，尤其缺乏那种生活的粗砺感。这方面，不妨讲些非专业出身作家的例子。塞壬的《无尘车间》（译林出版社2023年3月出版）、范雨素的《久别重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3年1月出版）、子禾的《异乡人：我在北京这十年》（上海文艺出版社2023年2月出版）、胡安焉的《我在北京送快递》（湖南文艺出版社2023年3月出版）以及女性写作者作品集《最好朝南》（上海译文出版社2023年5月出版），是最近一段时间反响比较好的作品。这类作品受读者追捧，就在于作者与现实短兵相接的勇气。他们以赤诚之心真切感知生活的疼痛与温度，将身体与灵魂融入现场、融入写作，在敞开自己的同时也打开了世界。

　　《无尘车间》是作家塞壬于2020年至2021年间，走进东莞工厂，前后耗时80余天，深入一线写出的作品。她在电子厂、模具厂、首饰厂里与工人一起生活，记录下普通工人的艰辛与挣扎。

　　胡安焉是闯入文坛的一匹黑马，用原生态的笔法，以极强的现实冲击力留存一份打工人的生活与心灵档案。他的《我在北京送快递》曾连续7周位列豆瓣热门图书总榜榜首。作者最开始在豆瓣发表了《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成为网络爆款，后来很多媒体转载，扩大了影响力，之后《我在北京派快件》发表。今年3月，这两篇文章和其他几篇一同收入了他的非虚构作品集《我在北京送快递》。在书中，作者算了一笔账，极富冲击力和现实感地写出了在算法社会里，资本对时间的切割。书中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很多，包括作者敏感细腻的内心与机械的工作之间是如何格格不入等等。可以说，这是一部阳光与阴影同在、展露生活粗糙质地的作品。胡安焉干过漫画编辑、便利店店员、自行车销售、物流拣货员、快递员等工作，没有一份与作家有关，但是他却写出了不一样的作品。他能破圈的原因何在？恰恰在于他从不在“圈”中。

　　破圈的一体两面

　　进而想到不久前，评论家、作家房伟对青年作家培养模式的高校化、精英化进行了反思，认为这种专业化写作让青年作家过早地从广阔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剥离出来，过早地进入了一个文学传帮带的“圈子”。显然，这给文学的未来发展埋下了隐患。另一面，我们也看到一群“野生作家”异军突起，他们或借助于网络自媒体，或借助于文学网站，或借助于网络社交平台，不时给文坛吹来新风。

　　通过以上这些例子，我们的思路也逐渐明晰，从创作上让文学实现破圈自然是一体两面：对那些“野生作家”“素人作者”乃至更广泛的大众，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今天，激活他们对生活的感知、记录的热情、表达的渴望，让更多人有信心和勇气拿起笔，是一种从外向内的“破”；对那些以写作为业或以写作为志向的职业、准职业作家而言，则要从内向外地“破”。大家不能忘记，若没有对生活的附丽，“作家”的身份就只是一个名头。莫言早年是军人，余华早年是牙医，毕淑敏早年是军医，刘庆邦早年是矿工，作家自身生活的成色和质地，很大程度决定了他们的文学成就，当代文学史早已证明了这一点。

　　培育多样的创作土壤

　　从评论方面讲，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曾对文学界和社会产生广泛影响的“现象级文本”，它们的特征是深深嵌入“公共性”“社会性”“国民性”，流通性极强，与读者、与时代的文学生活和精神生活，与重要的社会议题、社会思潮乃至价值观念的嬗变紧密相关。换个说法，“现象级文本”套用今天的话说，是不是就是“破圈的文本”？尽管当时的“圈”或大不同于今日。

　　总结“现象级文本”的共同点，或可发现，其中大部分作品都写出了生活的粗砺感。这种粗砺感不是指美学上的粗糙，而是在捕捉生活、再现生活、想象生活方面，作家抓住了生活本质的东西——陷入泥潭的时刻，如何挣扎而起。我们今天能不能产生这样的作品？如果有，我们的评论能否及时地发现并予以指认？如果没有，我们的评论如何引导、支持与鼓励这样的作品？或者说，如何培育诞生类似作品的文学生态、创作土壤、写作空间？在致敬或梳理曾给我们带来巨大影响的“现象级文本”的过程中，我们感受到的不仅是它曾给读者的巨大触动——街谈巷议的热度或激荡人心的震撼，当然更有对作家与读者、文学与公众亲密关系的缅怀和呼唤。我们期待着这串长长的名单，能继续延伸下去，填充进我们今天的时代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