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勇

　　近年来，我在山西范围内广泛寻找并考察多处中古时期（国内学界一般认为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为中古时期）的野外石刻文物。经考察研究证实，山西地区在石刻文物方面呈现出丰富多样的特点。初步统计显示，仅不可移动石刻文物中的石窟（摩崖造像）部分，数量估计就超过500处。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可移动或不可移动石刻文物，种类繁多且数量庞大。

　　在这些石刻文物中，中古时期保存完好的不可移动石刻尤为珍贵，它们在历史、考古、文物和艺术等多个领域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这些石刻文物大多隐藏在深山沟谷之中，主要分布于晋中、长治、晋城一带的太行、太岳山区。

　　从分类角度来看，野外石刻可分为不可移动和可移动两大类。不可移动石刻主要包括石窟（摩崖造像）、功德碑、分界碑、记事碑、纪功碑等。而可移动石刻则可分为地上和地下两部分，地上部分包括造像碑、神道碑、记事碑等，地下部分则包括墓志铭、买地券、砖铭等。

　　山西的野外石刻为古代建筑和形象艺术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其中，佛教石窟和摩崖造像的资料尤为丰富。虽然非宗教类的野外石刻较为零散，但它们的史料价值同样很高。此外，石刻铭文也是重要的历史资料。这些铭文内容丰富，可以弥补传世文献的不足，为我们深入了解中古社会提供了实物依据。

　　石刻中的木构建筑

　　众所周知，我国现存最早的木构建筑均在山西，分别是唐代中期以后的五台佛光寺东大殿、南禅寺正殿和运城广仁王庙正殿，在这之前的木构建筑都已不复存在，因此要追溯中国古代木构建筑的发展历程，依靠石刻文物是一种很好的办法。

　　除了云冈、天龙山等大型石窟群，山西境内还分布着众多民间小型石窟和摩崖造像。这些石窟中的石作仿木建筑，往往整体或选取屋顶、屋檐、铺作和门柱等关键部位进行刻画，从而呈现出古代建筑的独特风貌。这些仿木构建筑不仅具有艺术价值，更是我们了解古代建筑技术和发展历程的重要窗口。

　　石窟寺作为模仿木构建筑在山体上雕刻而成的艺术形式，同样属于古建筑范畴。古代民居多遵循三开间规制，因此，民间小型石窟在雕刻时也往往采用三开间形式。例如，北魏时期的云冈石窟第9窟前室东壁上层，雕刻出了较为完整的三开间建筑形象。此外，还有一些石窟中的佛龛采用一开间规制，如北魏时期的和顺云龙山石窟和沁源王凤石窟正壁佛龛，以及唐代的沁源贾郭石窟最东侧一窟内正壁佛龛。

　　值得一提的是，在云冈石窟第9窟前室东壁上层，雕刻出了一开间仿木构形象，清晰可见歇山屋顶、屋檐、人字支臂叉手等细节。同样，在沁源的北魏王凤石窟正壁上，也雕刻出了一开间高浮雕、透雕门楼，屋顶、屋檐、斗拱、阑额、门柱、柱础等构件一应俱全。而在不远处的贾郭石窟最东侧一窟内正壁中，同样雕刻出了一开间门楼，其屋顶、屋檐、斗拱、阑额、门柱等构件同样清晰可见，其时代为唐代。

　　相较于整体雕凿，雕刻仿木构建筑的局部更为简便。因此，在更多的石窟中，我们可以看到局部的仿木构形象，如屋顶、铺作、门柱等比较明显的局部。例如，在云冈石窟第9窟前室北壁门上，我们可以看到大型古建的庑殿顶、铺作层、五门簪等构件，显然这是一处大型公共建筑的形式。此外，在高平鹿宿石堂沟石窟1号窟门正面，雕刻出了瓦垄、出檐、一斗三升斗拱、直臂叉手、阑额等细节。在沁县南涅水石刻的多层造像塔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铺作、直臂叉手、阑额、石柱等构件。而在天龙山石窟第1窟中，雕刻出了前廊铺作、一斗三升斗拱、曲臂斗拱等仿木构石刻，其风格为北齐时期特色。同样，在第16窟中也雕刻出了前廊、一斗三升斗拱、曲臂叉手、方柱、柱础石等构件，同样展现了北齐时期的风格。

　　此外，在一些小型石窟和摩崖造像佛龛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模仿木构雕刻出的房屋轮廓。例如，在安泽海东摩崖造像中，就有多个屋形龛，雕刻出了大屋顶、石柱、柱头斗拱等细节。在北朝后期石窟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文殊问疾题材的浅浮雕屋形龛，如南涅水石刻、武乡石人底石窟等处。

　　另外，帷帐龛是模仿实际古建筑中的帷帐装饰而雕刻的。在屯留北魏小石佛头摩崖、南涅水石刻北魏风格多级造像塔、太原瓦窑村石窟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比较鲜明的帷帐龛。这些帷帐龛突出了帷帐的装饰性，而对屋檐和屋顶的刻画则相对较少。

　　塔作为最初的佛教建筑，在山西野外石刻中也屡见不鲜。在大型石窟如云冈第11窟南壁和天龙山石窟中，我们可以看到高浮雕塔的形象。而在小型民间石窟如昔阳石马寺石窟和祁县北庄石窟岩壁上，则有三层塔的形象。此外，还有一些早期单体石塔幸存至今，如龙山童子寺燃灯塔，太谷蚍蜉村石塔，长子县法兴寺内四面塔、燃灯塔等。值得一提的是，和顺沙峪摩崖中还有下部屋形龛与上部塔的合体形象，这是一种独特的组合形式。

　　石窟中的形象

　　石窟作为模拟礼佛厅堂的建筑形式，其内部通过精心的造像组合，深刻反映了中古时期佛教信仰的核心内涵。造像碑与单体造像同样承载了多样化的佛教信仰主题。石窟、摩崖造像、单体造像以及造像碑，尽管形式各异，但均为展现相同宗教目的的重要载体。

　　中古佛教造像在组合上呈现出一定的标准性，通常包括一尊坐佛、两位弟子、两位菩萨以及两位力士。这种组合形式在隋唐时期逐渐定型。在北魏时期，常见的组合是一尊坐佛与两位菩萨。北齐时期，胁侍的弟子像开始出现在造像中。到了隋唐时期，力士像的位置开始由窟外移至窟内。

　　主尊造像中，以释迦像最为常见，包括立佛和坐佛两种形式。随着佛教信仰的演变与丰富，阿弥陀像、弥勒像以及二佛并坐等题材也在北朝后期逐渐流行。例如，北魏末年的昔阳石马寺石窟西壁和南壁的主尊即为释迦佛立像，而隋代武乡大有摩崖造像中的主尊则为释迦佛坐像。二佛并坐的造像在北魏中期后变得更为普遍，如武乡良侯店石窟与晋源悬瓮山石窟中的作品。

　　阿弥陀佛的题材体现了净土宗的发展。在阳曲两岭山隋代摩崖造像和寿阳北榆唐代摩崖造像中，均有明确的题记说明。在中古时期的佛教造像中，弥勒像的形态变化最为多样。最初，弥勒被表现为交脚菩萨的形象，如在云冈第11窟东壁第三层的南侧和祁县子洪石窟第1窟的北壁。后来，弥勒像逐渐演变为倚坐的菩萨造像，这一转变体现了弥勒信仰中弥勒佛由过去世转入现世下生的观念。在山西境内的石窟中，倚坐弥勒像的特点尤为显著，如天龙山第9窟的大佛。此外，在民间石窟中也能见到许多弥勒倚坐像，如静乐净居寺石窟多窟中的弥勒倚坐像。

　　菩萨像最初是作为胁侍出现的，随着佛教内容的不断丰富，菩萨信仰也逐渐多样化，并出现了具体的尊格。对观音菩萨的崇拜在北朝时期兴起。例如，和顺赵村东摩崖造像中的主尊即为观音菩萨。文殊信仰在唐代达到了顶峰，如在寿阳北神山佛龛内，文殊被尊为主尊。地藏菩萨的崇拜则出现较晚，盛唐时期的寿阳阳摩寺石窟东区即有地藏菩萨的造像和题记。此外，十一面观音、思惟菩萨等菩萨形象也在石窟中出现。

　　千佛信仰是北朝后期的热门题材，如满公山千佛洞和定襄七岩山东魏摩崖造像即是千佛题材。飞天和力士是中古时期石窟中常见的装饰题材，如忻州大沟湾石窟和壶关沙窟石窟等。石窟中的供养人像通常体量较小，如高平羊头山石窟和阳曲老爷沟石窟等。此外，在石窟和摩崖造像中，还常见供养人题名以及与之相关的出行仪仗队和车马图等图像，如阳城周壁摩崖和乡宁营里千佛洞等处。

　　题记与单体石刻

　　石窟与摩崖造像的建设，多为信众组成的社邑组织所领导和完成。此类工程完成后，往往会镌刻社邑组织的发愿文和参与者题名，这些幸存下来的题记内容，对于宗教、历史、艺术、书法等多学科而言，均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目前所知，山西境内最早的石窟摩崖题记，为云冈石窟第11窟东壁上层南端的北魏《太和七年邑义信士女等五十四人造像记》。

　　在山西境内，部分石窟的题记保存较为完整。例如，云冈石窟北魏时期的题记尚存30余条。此外，还有一些石窟历经多个时代的开凿，保存了多个时代的题记，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例如，定襄七岩山摩崖造像现存东魏、北齐、唐代题记；寿阳阳摩山石窟现存东魏、隋、唐、五代北汉题记；平定开河寺石窟现存东魏、北齐、隋题记；和顺沙峪摩崖造像现存北魏刻经、北魏和隋题记；文水隐堂洞石窟有隋代题记；乡宁马壁峪秦王庙摩崖造像现存唐代刻经等。

　　值得一提的是，在石窟外壁面上制作的摩崖碑，可以被视为题记的一种升级形式。摩崖碑的形制通常颇具仪式感，如天龙山隋代第8窟前廊下的摩崖碑、静居寺石窟的三通唐代摩崖碑等。然而，也有部分小型摩崖碑因人为和自然因素而遭受损坏，尽管其形制已不完整，但仍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如沁源程壁石窟、榆社北河杜家沟石窟等。

　　单体石刻按照物理性质，可划分为不可移动与可移动两大类。

　　首先，不可移动单体石刻，亦称为连山式。古人巧妙运用当地岩石，削去外围石料，于剩余部分精心雕刻。例如，榆社果老峰石塔、高平羊头山巅造像石塔、泽州小白水菩萨造像，以及上党交顶山石窟前的造像碑等。这类石刻通常位于偏远山区，因运输困难就地取材完成雕刻。

　　其次是可移动单体石刻，此类石刻在雕刻完成后进行安装。具体而言，南涅水石刻馆内存有多级造像塔，这些塔极有可能是宋代佛教信众广泛征集而来。此外，还有单体造像，如武乡北良的菩萨石像、武乡故县村的丈八佛。另外，建造造像碑在北朝后期至唐初较为兴盛，例如榆社彰修的观音菩萨造像碑、高平羊头山的千佛造像碑。还有记事碑，如阳曲隋代的洛阴修寺碑。

　　展现中古社会面貌

　　对于传世文献稀缺的中古时期而言，石刻文物无疑是重要的历史资料来源。这些资料由当时人记录当时事，相较于经过后期编辑的传世文献，更能直接反映历史的原貌。山西省内的中古野外石刻分布广泛，历经千余年保存至今，其题记铭文内容极为丰富，涉及社会各个层面，堪称历史资料的宝库。

　　地域环境：石刻铭文在记述相关事宜时，常会对建筑物所在的自然及人文环境进行细致描绘。尽管其中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夸张，但仍不失为宝贵的历史资料。以文水隐堂洞石窟的题记为例，其与《水经注》等古籍记载相互印证，展示了该地区经久未变的自然景观。此外，洛阴碑和洛阴村的碑阳发愿文也体现了建筑物所在地的自然与人文环境。

　　时代背景：石窟和摩崖造像的题记多数源于民间，会记录凿刻期间的历史背景，例如北周时期的灭佛运动和隋初佛教的复兴。以天龙山第8窟的摩崖功德碑为例，此碑记述了北周时期佛教的衰落和隋代佛教的复兴，以及当地佛教信徒的虔诚修行和建寺立塔的活动。和顺赵村东的摩崖造像题记也记录了隋初的历史变革，题记提到北周武帝灭佛的历史事件，以及隋代佛教的复兴和信徒的造像活动，同时也表达了对已故父母的怀念和对国家繁荣昌盛的祝愿。

　　军事活动：阳城周壁摩崖造像题记详细记录了东魏、北齐时期成功抵御西魏两次边境侵扰的历史事件，为我们深入了解当时关东与关西政权的军事冲突提供了珍贵一手资料，有助于深入了解关东与关西政权间的军事斗争及其背景。

　　交通和经济状况：繁峙所见的《东汉南行唐北界碑》铭文，详细标注了东汉晚期冀州常山郡南行唐县北部的边界位置。此外，泽州所存曹魏时期的《拴驴泉摩崖石刻》亦叙述了关于调派军队修建沁河沿线道路的国家工程。再如，《中条山古盐道车辋路题记》则记载了北周官方对中条山区通往河南方向的运盐道路的修缮事宜。这些石刻铭文提供了珍贵历史资料，反映了当时交通和经济的状况。

　　宗教信仰：石窟与摩崖造像题记较为详细地记载了中古时期社会组织集资修建或修缮佛教寺院及塔、像、碑等其他佛教建筑，并涉及刻经等宗教活动。这些活动的主要目的为祈福发愿，对象涵盖逝者、家庭以及社会。在现存的中古山西摩崖石刻中，佛教刻经较为罕见。和顺沙峪的北魏刻经和乡宁秦王庙的唐刻经是其中的代表作。沙峪北魏永安二年（529）的《妙法莲华经观世音普门品》刻经是国内已知现存此经的最早全文刻经本，具有很高的版本价值。尽管部分铭文残损，且经过核对可以发现个别文字与现行经文有所出入，但这并不影响对全文的理解。乡宁马壁峪秦王庙的摩崖造像和刻经是地方的重要佛事活动。刻经得到信徒积极响应，分工细化，有发起组织者，也有捐资者，包括提供资金等多方支持。信徒中不乏军府军人。题名中还保存了书经人和刻工的名字。经过1000多年的历史沧桑，刻经相对完好地保存至今，弥足珍贵，是唐代石经实物史料。此处刻经包括《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和《佛说出家功德经一卷》两部佛经的全文刊刻。除个别字外，能完整识别通读，是珍贵的早期石经版本。两部刻经文书体一致，可以根据文后戴氏发愿落款时间确定刻经完成的时间。该刻经镌刻于唐高宗显庆六年（661），时代较早，保存基本完好。书体是标准唐楷，体现了盛唐时代的文化内涵，是目前在山西境内发现的最为完整的唐代刻经。

　　民族融合：山西的野外石刻为我们揭示了中古时期多民族在这一地区共同生产生活的历史过程与丰富细节。在这一时期，佛教造像等宗教活动在客观上促进了各族民众之间的互信，推动了民族大融合的高峰，为隋唐盛世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以定襄西晋胡奋纪功碑为例，此碑详细记录了西晋时期晋北地区的民族状况以及西晋政府与鲜卑、匈奴等部族的关系。这不仅反映了当时的民族关系，也为我们理解历史提供了宝贵的线索。

　　在忻州七岩山，我们可以看到东魏时期的摩崖造像题记体现了北方正统观念。值得注意的是，七岩山在北魏、东魏、北齐时期，佛教造像活动的参与者姓氏众多，包括了南匈奴—山胡系后裔刘氏等本地居民，以及来自六镇鲜卑侨州恒州的军人新定居者。这些不同族群和社群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为当时的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

　　十六国时期，南匈奴—山胡系与鲜卑系两大胡族之间的冲突不断。然而，七岩山的佛教活动可能为他们之间的交流和融合提供了契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为东魏北齐时期本地区的相对安宁创造了条件。

　　洛阴碑所记隋代民族大融合则为我们提供了更为具体的例证。碑阴题名中的文武官员名单中，可识别出的胡族复姓占比高达54%，其中包括了贺兰、慕容、尔朱等著名胡族姓氏。此外，碑文中还出现了10个不见于传世文献的罕见胡人姓氏，这为研究当时的胡人族群提供了新的视角。这些胡人姓氏的出现，反映了胡人在军事单位中的广泛参与，也体现了胡汉之间文化融合的背景。

　　汉人进入府兵系统，与胡人共同战斗、生活，不仅打破了民族隔阂，也促进了胡汉之间的融合。在洛阴军人落籍汾阳县后修建的寺碑中，部分单字姓文武官员应来自本地汉人。这一现象表明，胡人世代为兵的历史在此时得到了延续，同时也有相当比例的汉人加入了府兵系统。这种胡汉融合的趋势对巩固国家政权具有积极意义，也促进了各族之间的相互了解与融合。婚姻关系作为最显著的融合现象之一，在题名中也有所体现，既有胡族之间的通婚，也有胡汉之间的联姻。

　　结 语

　　总结下来，山西野外石刻文物的现状规模体量较小，却分布广泛、价值非凡。除云冈石窟、天龙山石窟和童子寺等著名遗址外，山西在中古时期所遗留下来的野外石刻文物多为民间所创作，规模相对较小，但其分布范围却相当广泛，几乎覆盖了全省的大部分地区。从其所体现的时代特色、造像技艺和史料地位来看，这些石刻文物在学术和艺术领域均具有较高价值；同时保存环境欠佳，亟待保护。目前，大部分野外石刻文物仍处于自然环境中，面临着各种安全威胁，如风化、侵蚀、盗窃等。因此，必须尽快采取全面而有效的保护措施。

　　目前，对于众多山西野外石刻文物，在历史、地理、建筑、艺术、宗教、民俗和民族等多个领域仍有大量的基础研究工作有待开展。这无疑是一个充满潜力的学术研究领域，需要多学科的交叉合作与深入研究，我对此充满期待。

　　（本版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讲座地点：太原理工大学建筑学院

　　主 讲 人：刘勇

　　时 间：2023年12月5日

　　刘勇，历史学硕士，历史文化学者。三晋文化研究会山西金石研究院研究员，山西省古都学会理事，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研究员，太原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创新创业讲席教授，考察足迹遍及山西全境。出版有《发现最美古中国 山西秘境》 《金石证史 三晋碑志中的历史细节》《单于归来 南匈奴文化遗存考察》等书，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考察访古文章见各类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