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国强　　

　　接到山西省委宣传部、山西省作家协会关于撰写《廉能第一于成龙》传记文学作品的任务时，我顿感压力山大。

　　若论这个题材，其实我并不陌生。当年参加2017版电视连续剧《于成龙》编剧工作时，这位从吕梁山坳里走出的“天下第一廉吏”就已完全融入我的精神世界。但问题是这部电视剧在中央电视台持续热播后，于成龙逐渐为全国观众所熟知，此外又有戏剧、话剧等多部同名舞台剧纷至沓来，一代廉吏于成龙早已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了。在这种情况下，再次创作于成龙传记文学作品，能否在史学叙事上写好这个人物，并且在文学叙事上能有令人耳目一新的艺术特色，是一个必须慎重对待且深入思考的课题。

　　著名作家柳青说：“每一个时代的文学，都有新的手法。”写好《廉能第一于成龙》（北岳文艺出版社2023年12月出版）这部传记文学作品，必须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于成龙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关系问题。于成龙的传奇人生，如同暗淡夜空中一闪而过的耀目流星，留给世人难以释怀的深深思考。究竟是于成龙这样一批清官廉吏，成就了康熙王朝？还是那个风起云涌、人才辈出的时代，成就了一介书生的人生梦想？于成龙这样的清官廉吏到底是怎样炼成的？

　　二是于成龙的辉煌人生纯属偶发事件、根本无法复制呢？还是事出有因，背后确有客观存在的历史规律可循？我们从中应该汲取怎样的历史主动精神和治国理政经验？

　　三是应该用怎样一种叙事文本和语言特色来表述于成龙和他所处的时代，才能让当下的读者特别是“90后”“00后”产生同频共振的社会效果？

　　我们从于成龙入仕以后的宦游历程不难发现，清朝初期的政治生态虽然不能说没有问题，但总体上讲还是比较健康的。否则，以于成龙的科举副贡出身和寒微的家族背景，仅仅通过20多年的埋头苦干，要想实现从七品知县到从一品封疆大吏的人生飞跃，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如果说于成龙在广西遇到了巡抚金光祖、总督卢兴祖两位大贵人，荣膺“卓异”得到提拔，是因为运气好、老天照应的话，那么他在四川遇到巡抚张德地，在湖广遇到巡抚张朝珍，在福建遇到总督姚启圣、巡抚吴兴祚以及康亲王杰书，还有给予于成龙深刻影响的熊赐履、陈廷敬这些人，不可能都是出自偶然因素的作用。这样一批封疆大吏、股肱谋臣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以及他们对于成龙的深情厚谊和鼎力支持，足以反映清朝初期政治生态的健康状况。

　　从于成龙三次举“卓异”的情况分析，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清朝初期大多数督抚级官员，还是讲原则、有底线、顾大局的，没有他们的保护与提携，于成龙纵然有三头六臂也很难脱颖而出。而于成龙进入康熙皇帝的视野，是在清康熙十七年（1678），由湖广江防道调任福建提刑按察使以后，那时他已是位高权重的正三品监察官员了。

　　当然，于成龙历史主动精神的形成，与他青少年时代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熏陶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而他锲而不舍的顽强意志和执政为民的高尚品格，则来自于从政以后日复一日不断的磨炼与长期的积累，并在不断超越、不断重塑中获得人格升华。如果我们对照于成龙学习、生活和宦游的人生轨迹，不难发现他堪称那个时代的事业成功人士。童年启蒙阶段“格物”“致知” ，少年时期“诚意”“正心”，青壮年时“修身”“齐家”，由中年步入老年阶段“治国”“平天下”。于成龙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一个台阶接一个台阶提升，实现了那个时代平民知识分子人生价值的最大化。

　　以往的历史学和传记文学的叙事方式，在电子阅读和自媒体高度发达的时代背景下，可能难以让广大青年读者产生同频共振的阅读体验。如何把枯燥乏味的史学叙事加以转换更新，让读者在轻松愉悦的文字环境下穿越历史的时空与古人对话交流？这是近些年来我一直思考的问题。我在反复阅读《史记》时发现，司马迁不仅是史学大家，其实他更是一位文学巨匠。司马迁对许多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描写，都是采用了“脑补”即文学创作的方法，从而使那么多的历史人物生动而鲜活地跃然纸上。比如他笔下的鸿门宴，从事件起因、人物内心到角色对白，几乎是一部相当缜密而完整的影视文学剧本。因此，古圣先哲与我们在心灵上是完全可以沟通和契合的，引导当代青少年读者走近历史、热爱历史，是我们肩负的责任和使命。

　　配图为《廉能第一于成龙》插图 李庆富 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