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黑神话：悟空》游戏场景中大量以山西为取景地、高度还原的古代中式建筑，成为一大亮点。

　　“地上文物看山西”，并非虚名。作为全国古建筑遗存最多的省份，山西古代建筑时代序列完整、品类众多、形制齐全，被誉为“中国古代建筑宝库”。本版邀请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古建保护部主任李博，以斗栱为例，对山西古建筑的概况、发展以及传承进行简要介绍。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鸟斯革，如翚斯飞，君子攸跻。”（释文：那宫室如跂甚端正，檐角如箭有方棱，又像大鸟展双翼，又似五彩斑斓的野鸡正飞腾，君子踏阶可上登。）《诗经·小雅·斯干》这首祝贺西周贵族宫室落成的诗歌，运用一串巧妙的比喻，对宫室外形进行了精雕细刻的描绘，一个气势宏大、形式壮美的西周宫室跃然眼前，留给读者无尽想象。正如林徽因所说，“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咏建筑的诗”。而诗中所咏承托状如大鸟展翅大屋檐的，正是檐下层层叠叠的铺作。

　　根据山西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数据来看，共登记不可移动文物55575处，其中古建筑28640处，占全国古建筑的10.85%。此外山西省文物局公布的文物保护单位统计数据，山西境内各级文物保护单位13599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批－8批）531处，其中古建筑有421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批－6批）779处，其中古建筑有407处，近现代建筑138处；市、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2288处。同时山西唐至元代早期木结构建筑有518座，占全国的82.48%（全国628座）。通过这些数据可以看到，山西古建筑数量众多、时代连续且序列完整。山西现存古建筑中斗栱的时代共性强烈，总体特点差别不大，但在各地区还略有不同，形成自己的时代演变特点和区域性特征。

　　斗栱与文献

　　斗栱，又称为铺作、斗科、牌科等，由方形的斗、“巨”字形的栱、斜式昂和横向枋组成。斗栱在中国古建筑的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是古建筑演变过程中的重要标志，我们可以通过斗栱的形制与结构特点来鉴别古建筑的年代。本文中将所有类型 “枓”与“栱”的组合统称为“斗栱”，按照时代变化称谓不同：唐以前统称为“枓栱”，唐至元称为“铺作”，明至清称为“斗科”。

　　宋《营造法式》和清《工程做法》是我国建筑史上很重要的两部古籍。《营造法式》是北宋官方颁布的一部建筑设计、施工的规范书。全书系统地对建筑设计、施工、算料等各环节进行详述与规定，同时还汇集了宋以前古人营造技术精华和科学性超高的建筑艺术成就。全书共三十四卷，关于铺作的有四卷，其中重点描述的是第四卷、第十七卷与第十八卷。《工程做法》是续宋《营造法式》之后又一部官方颁布建筑工程标准设计规范的古籍。书中将二十七种官式建筑分为大式与小式。大式建筑《工程做法》以清代官式二十七种不同形制的建筑为例，由各部尺寸营造规范和各工种工料估算账法两部分组成。全书共七十四卷，其中二十八卷至四十卷都为斗科内容，包括尺寸、做法、安装法等。

　　这两部古籍均为文言文，多用生僻字，现代人对其内容难以理解。我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对这两部古籍分别进行了注释与编著，让我们可以更快地理解与认识。1934年，梁思成将《工程做法》和《营造算例》对照现有古建筑进行整理、绘图，编辑出版了《清式营造则例》一书。此书对清代官式建筑各部位的名称、比例、做法进行了全面注释，以及通过图纸详细解释。全书共六章，其中第三章第一节，对清代官式斗科斗栱进行全面介绍。梁思成先生通过半生研究《营造法式》，直至上世纪60年代初才正式开始编著《营造法式注释》一书。梁思成先生于1972年不幸病逝，因此《营造法式注释》成为遗稿，直到1978年由清华大学建筑系《营造法式》研究小组经过两年时间才将其完成发行。此书通过图纸与实例对《营造法式》进行了全面的解释与分析。

　　山西唐代以前枓栱

　　南北朝之前建筑实物已无存，无法证明斗栱源起。但我们可通过文献、石窟石刻、墓葬和明器中分析研究斗栱的起源。已知最早有建筑表现的是西周青铜器夨令簋，约铸于西周成王、康王时期。通过当时的文字记载，大致可以分出“欂”“枅”“栌”等六种枓栱雏形。

　　山西汉代时期的枓栱。汉代没有遗存实体建筑，研究中只能从出土明器陶楼入手。山西博物院收藏三座汉代绿釉陶楼，分别为平陆汉代绿釉三层庑殿顶禽鸟御人陶楼、运城侯村西汉绿釉陶楼和汉代绿釉三层武卫人物陶楼。

　　山西南北朝时期的枓栱。位于大同市武周山南麓的大同云冈石窟，与敦煌莫高窟、洛阳龙门石窟和天水麦积山石窟并称为中国四大石窟艺术宝库。石窟依山开凿，东西绵延1公里。其开凿时间从北魏文成帝和平元年（460）起，一直延续至孝明帝正光五年（524）止，前后60多年。第六窟后室南壁佛传故事中多次出现单檐庑殿顶建筑形象。

　　大同城东水泊寺乡曹夫楼村北魏太和元年（477）宋绍祖墓出土石椁做悬山顶殿堂式建筑，椁身面阔三间，明间设板门，门上施浮雕莲瓣纹五门簪，椁身前设檐廊，各柱上承普拍枋，柱头施一斗三升，栌斗耳、平、欹、幽各部明显，栱身弯似弓形，给人以圆润饱满之感。

　　忻州市忻府区兰村乡下社村东北处的九原岗北齐壁画墓，墓道北壁绘有一座气势宏大、形象逼真、色泽艳丽的单檐庑殿顶木结构建筑。该建筑形象尤重细节描绘，鸱尾、脊头瓦、瓦钉、铺首等构件形象清晰，其中枓栱的描绘更令人眼前一亮，建筑面宽三间，明间采用两组双柱式布列，各柱头均承双杪偷心造枓栱。对于栱出45度形象的认识，有专家认为是斜栱，也有认为是画师对透视掌握不够，对两种说法，有待进一步考证。

　　太原天龙山石窟为我们展现了南北朝时期建筑的图景。东峰的1号、10号、16号窟开凿于北齐，是山西现存北齐时期为数不多的建筑实例，窟前均设仿木构前廊。1号窟、10号窟残损严重，16号窟保存较为完整。廊部均面开三间，柱头承栌斗，斗上承普板枋，一斗三升枓栱与人字栱交替安置于普板枋上，曲线流畅。三窟中一斗三升斗栱的栱端有向内凹进的弧形做法，称为“栱䫜”“内䫜”“䫜面卷杀”等，这种做法一直沿用到唐代；各间人字栱出现带有弧度的曲脚造型。通过三窟的对比可看出柱头上的栱也未固定其结构样式，人字栱与一斗三升斗栱均可作为柱头枓栱。

　　山西隋代枓栱。隋国祚仅30多年，又经历唐武宗全国灭法，无数建筑毁坏无存，导致隋代遗留的建筑实例极少，山西也仅天龙山石窟保留一座隋代仿木洞窟。

　　山西唐代至元代铺作

　　铺作为唐至元斗栱的统称，根据使用位置可分为外檐铺作、内槽铺作、平座铺作三类。外檐铺作不仅起到重要的结构作用，还体现出华丽的装饰效果，是铺作层中最重要的部分。内槽铺作相对简单，一般用于内柱之上支撑椽栿的铺作。平座铺作多用于楼、阁建筑的平座层外檐中。铺作根据结构位置又可分为柱头铺作、转角铺作、补间铺作等。在柱顶使用的铺作称之为柱头铺作，是承载屋盖结构的重要构件。转角铺作位于角柱顶，是建筑翼角、挑檐等结合的特殊部件，其结构要比其他铺作复杂。补间铺作位于两柱之间额枋之上，而不是柱顶。还有一些铺作是作为结构点而设置的，如单斗只替、斗口跳、把头绞项作、虾须栱等。

　　元代以后，斗栱逐渐演变为装饰构件，结构作用弱化，因此部分建筑完全可以不设斗栱。

　　山西唐代铺作。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高潮时期，土木建筑营造技术发展到成熟阶段。铺作的结构简洁，形式规范，体积硕大厚重且雄伟，铺作的高度可到柱身的二分之一，因此屋檐看上去较为深远。除唐代的石窟石刻中的铺作形象外，现存的三座唐代木结构建筑也全部在山西，分别为五台山南禅寺大殿、佛光寺东大殿和运城广仁王庙正殿，这三座建筑分别建于唐代中、晚时期。

　　山西五代时期铺作。五代是唐朝灭亡后进入一个大混战的历史时期，激烈的战争与政权争霸造成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缓慢乃至停滞。在这种历史环境下，建筑的营造技术基本保留了唐代的做法，同时推动了民间的自由发挥与创新，促进建筑结构技术进入转型时期。山西现保留五代木构建筑共有四座，长治平顺县有三座、晋中平遥县一座，这四座建筑均有明确的时代记载。

　　山西辽代铺作。辽是契丹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在建筑营造方面薄弱，得到燕云十六州后，借助汉人工匠的制作技术进行建筑营造活动，因此继承了晚唐风格与五代结构形制。在辽国与北宋订立“澶渊之盟”之后，成为兄弟之邦，在经济、文化等方面频繁与内地交流，受汉族文化及佛学思想的影响，后期大量兴建佛教建筑。在继承唐五代结构的基础上，结合本国特点进行了选择性的创新与发展。

　　山西现存辽代木结构建筑共三座，分别为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大同善化寺大雄宝殿、朔州佛宫寺释迦塔。这三座建筑是辽代中、后期所建，其铺作的变化多样，每座建筑铺作组合也是独立的，没有两座建筑采用完全相同的组合配置。

　　山西宋代铺作。960年至1127年为北宋时期，基本与辽代同期，山西现存的宋代古建筑基本属于这个时期的。北宋时期铺作结构形制继承五代营造特点，在此基础上创新了多种制作手法，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我国现存的宋代木结构建筑共有48座，山西遗存有34座，占全国的70%，这34座宋代建筑中有年代题记及文献可考的共26座。通过实例对照可以看出，在山西现存宋代木结构建筑中演变特点共有以下几点：

　　第一，山西宋代建筑用材由早至晚逐步缩小，比起唐铺作硕大简练的营造手法，其形象开始走向柔美绚丽。第二，铺作组合较为复杂趋于装饰性，但不像明清追求繁华，变为通过铺作层数反映建筑等级的标志性装饰构件，结构功能已逐渐退于次要位置。

　　山西金代铺作。金代在建筑营造方面结合宋、辽特点于一身，进入多样化发展趋势。我国现存金代木构建筑有137座，山西有119座，其中有明确年代题记的有70座，时间跨度从金天会七年（1129）至正大六年（1229），基本纵贯整个金代。山西因纵跨辽、宋地域，所以山西金代建筑会根据地域不同，其演变情况也略有不同，主要为以下几点：

　　第一，假昂造的普遍使用，忻州以北地区的建筑受到辽代时期的营造做法影响较大，主要表现为真昂造使用和斜出跳铺作的延续使用。斜出跳铺作出现一种新的演变，为里外凸出双米字形，这种是在米字形的基础上，从二跳华栱处出斜栱两跳。在中部以南地区延续了宋代较多做法，假昂造普遍应用，成为发展主流。晋南铺作中出现昂形令栱，此形象的木结构最早出现于新绛白台寺释迦殿，一直延续到明代，同时真昂造铺作基本消失。总之山西金代铺作整体是真昂造向假昂造的过渡时期，用材逐渐减少。

　　第二，上昂造的实例出现，上昂造在《营造法式》定义为“其昂外出，昂身斜收向里，并通过柱心” 。其作用是将里转出跳向上扶承挑斡承下平槫或用于柱头向内斜撑梁栿，此构件在国内北部地区罕见，山西有六处实例。山西现存最早的铺作上昂实例是长子西上坊成汤王庙大殿，建于金皇统元年（1141），其余五座建筑的上昂造大体相同，仅是细部不同，上昂造一直延续明初。

　　山西元代铺作。元代是多宗教融合的一个特殊时期，这些多种宗教相互融合，使其吸收了各族的文化，形成多元性文化，同时也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大交融与大发展。初步统计我国现存元代木构建筑424座，山西遗存351座，其中明确题记只有141座，主要集中于山西南部与东南地区。

　　山西元代时期营造技术主要继承金代汉人工匠的做法，同时由于建设材料的缺乏，使其选用及营造时出现了两种不同特征。在皇家、朝廷、重要宗教等类型建筑出现选材规整、制作规制等特征；在民居、山野庙宇、村落建筑中出现选材自然、制作粗糙的民间做法特征。铺作普遍使用假昂造，真昂造在柱头铺作中基本消失，同时用材随意，尺寸相对宋金进一步减小，上昂造和斜栱的延续，出现假花头子等。

　　此外，山西多座建筑将铺作挑斡构件由昂部上移至耍头部分，或将梁头直接伸出至耍头，这种结构是山西明、清挑尖梁的初期做法。元代铺作的结构作用日益减退，而装饰性变强。

　　山西明清时期斗科

　　明代斗科。山西明代斗科的结构作用减退，偏向于装饰性作用。下昂完全演变为假昂，华头子完全由昂下皮象征性隐出假华头子代替，上昂由隐刻逐步消失等，明代基本告终带有早期特征的铺作。官式建筑的斗科用材尺寸又进一步缩小，但斗科的攒数增多，看起更为复杂繁琐成为重要装饰部位。山西明代除宫殿建筑斗科外，楼阁、牌楼、亭、戏台等建筑中斗科的样式和作用也得到了变化，同时砖石与金属等材质的建筑也雕刻和铸造出斗科样式。

　　清代斗科。在山西保存着大量的清代建筑，其木结构已趋于简单化，斗科结构功能的支撑承重基本失去。砖墙逐步取代土坯筑墙，提高墙体防水防寒等性能，因此对屋面檐出悬挑结构的依赖性逐渐变弱，屋檐的挑出距离也大幅度收缩，导致斗科尺寸变小，造型轻快，结构作用也逐渐退化。像介休三结义庙的祆神楼这样结构复杂的建筑，斗科也只是作为装饰层的作用，去掉也不影响建筑整体支撑结构。虽然清代斗科在制作技艺和雕刻工艺上有进步，但是削弱了斗科独有的空间连接和结构美感，只重视平面繁华装饰的演变，反映了建筑营造技艺的变化。

　　讲座地点：太原市博物馆

　　主  讲  人：李 博

　　时　　间：2024年9月13日

　　李博，工程硕士，文博副研究馆员，现任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古建保护部主任。2006年12月进入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先后担任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古建筑研究室主任、太原市太山博物馆副馆长，2024年入选中组部“西部之光”访问学者。长期从事文物保护工程监理、勘察设计、古建筑研究工作。

　　主持完成武乡会仙观、祁县乔家大院（一期）、寿阳福田寺、平遥古城墙等60余项文物保护工程监理工作。完成文物保护工程及仿古建筑设计方案近90项，其中临汾东羊后土庙、平顺天台庵等项目被评为“全国优秀古迹遗址保护工程”；发表《山西楼阁建筑浅析》《山西唐代以前斗栱演变及特征》等学术论文10篇，参与编写《山西古建筑地图》《山西古建筑》等著作及研究课题10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