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绍民

　　冬至是个大日子，民间素有“冬至大如年”之谓。《唐六典》说：“元正，岁之始；冬至，阳之复，二节最重。”

　　这是因为，冬至为一年中阴阳转换的关键节点。在漫长的农耕时代，严冬应时而至时，最难熬的“数九”也自此开始。早先，中国北方从冬至开始，先民们将度过很长一段天寒地冻、衣单食薄的日子，一直熬到春日载阳、万物复苏，才可以缓解生活的寒窘。因此，在迈入冷冽刺骨的季节之前，务必做好从物质到精神各方面的充分准备，迎接数九隆冬的考验。

　　于是，冬至就和清明一样，被赋予了节气和节日的双重寄寓。“冬至大如年”的内涵，提醒人们对冬至应像对待大年那般，让冬至具有郑重其事的仪式感。宋代典籍《东京梦华录》就说，冬至节到来时，就是最穷的人家，即使借债也要置办酒食，换上新衣，祭奠祖先。

　　清代康熙年间编撰的《阳曲县志》，是以今太原市杏花岭区、迎泽区为中心区域的地方志书。这部方志在“风俗”一节中说：“仲冬长至日，祭先祖，家庭叙礼，亲朋不相拜贺。越三日，焚钱楮，如正月。谚曰：冬三年四。”

　　这一段话，可视为太原一域明清时代的冬至节令仪轨和习俗，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冬至又名“仲冬长至日”。仲冬，是入冬后的第二个月。立冬到立春，要度过最寒冷的三个月，农历十月“寒月”，农历十一月“冬月”，农历十二月“腊月”，连起来谓之“寒冬腊月”。

　　第二，冬至最主要的活动，是“祭先祖”和“家庭叙礼”。祭祖，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极为重要的内容，承载着中国人慎终追远的价值观和阴阳两界的生死观。因此每逢年节，中国人总会举行各种祭祖活动，表达感恩、供献衣食、寻求护佑。

　　如果说“祭先祖”是对过世亲族的追忆，那么“家庭叙礼”则体现了中国人的亲情观。中华民族是重视家庭、重视亲人的民族。父慈子孝、相敬如宾、情同手足等词语，体现着家族、家庭、家人血脉相连的观念。在重要的日子里，阖家团聚、共叙人伦，是中国人相互慰藉、汲取力量的重要方式。

　　第三，冬至活动局限在家庭范围之内，不串亲探友。太原先民这个讲究可谓源远流长。《后汉书》说：“冬至前后，君子安身静休，百官绝事，不听政，择吉辰而后省事。”古时冬至日，要“休兵，不兴事，闭关，商旅不行”，以应“阴阳气微”之变。冬至在古人眼里，不是红火热闹的日子，静休、绝事、罢战、闭关才是这个节令的主题。

　　第四，冬至节不是过一天，而是要过三天。唐宋时期，官府在春节和冬至均放假七天。明代，春节减为五天，冬至减为三天。清代，冬至先变成放假一天，后又改为冬至和春节连在一起放长假，差不多要休息一个月。官府规矩和民间风俗有重叠也有区别，清代太原的冬至节，民间仍旧延续明代过三天的旧习。

　　第五，冬至节的第三天，要像正月过年祭祖一样“焚钱楮”，也即焚烧纸钱和纸扎制品。中国人最早的祭祖仪式是把玉币和布帛埋在地下，但玉石太过珍贵，后以铜钱替代，这种专用于祭祀的铜钱称为“瘗钱”。由于穷人无力耗费瘗钱，富人埋在土里的瘗钱常被盗走，纸张发明后，随之产生了可以焚烧的纸钱和纸扎。

　　人们慢慢认为，在坟茔和灵位前焚烧纸钱、纸扎，可以更好地连通死者与生者的世界。

　　第六，冬至要张灯三日。“冬三年四”的含义，是冬至节要在庭中祭台上放置长明灯和院中悬挂灯笼三天，比春节的四天少一天。

　　祭台上燃长明灯和院中高举灯笼，是中国人重大节日的基本配置，在数千年的习俗演变中，燃灯、举灯被固化成共同遵循的民俗，赋予深刻的精神寄托。“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古人认为祭祀和战争是国家最大的两件事。而即使最简单的祭祀，也必须备有香和灯（烛）两样祭品。香是烟，灯是火，烟火象征着家族生生不息、瓜瓞连绵。至于灯笼高悬，又寓意灯（登）高上进、兴旺繁荣，是对先祖在天之灵的最好告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