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书是古人根据官方历法推演闰朔、节气的产品，从信息传播的角度看，它又是一种媒介，是时间信息的物质载体。

　　抗战时期，许多传统礼俗被赋予了新的内容和意义。历书这种存在了千余年的“百姓生活必需品、民俗时间活字典”，就含有抗战元素，尤以民间流通版本最具代表性。这些民间抗战历书编辑出版相对自由且发行量大、市场认可度高，积年累月与百姓接触，对抗战宣传和动员、捍卫国家主权、争取民族生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民间抗战历书中的抗战元素主要包括图像、口号、题词、节日等信息，通过已有的形式或格式进行二次创作后进行传递和传播。对于当时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的广大民众，这一形式简洁明了、生动有趣、直观感性，极易引发读者的认同、共鸣和思考，最终实现动员群众、打击敌人的目的。

　　较为有代表性的是“抗战胜利”“抗战建国”取代了“恭贺新禧”。福禄寿是中国民间信仰的三位神仙，象征幸福、吉利、长寿，三位可画在一起，也可单独成画，是中国民间传统新年装饰品，寄托着劳动人民一种祈福求寿、避灾迎祥的美好愿望，后被赋予了家庭安乐、生活富足、风调雨顺、仕途得意、生意兴隆、出行平安，乃至天下太平、国富民安等众多含义。福禄寿三星出现在历书封面，现可见的最早版本是清中后期，20世纪初期已较为普遍，天官或寿星手中的条幅上，一般都是“恭贺新禧”四个字，1940年前后的部分民间历书封面中，“抗战胜利”“抗战建国”取代了“恭贺新禧”，显然是编辑借历书表达国民心中对国家战胜侵略者的希望和寄托，对和平美好幸福生活的渴望与追求。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据传集自岳飞手书的“还我河山”引起了当时全中国人的爱国共鸣，迅速传遍了中华大地。1944年、1945年的部分历书在醒目位置印有“还我河山”，并以全国地形图和坚固城墙作衬托，隐含着“祖国好山河，寸土不可丢”的决心和斗志，在国难深重的历史时刻，具有鼓舞民众抗战到底的积极作用。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重视宣传工作，各级党组织一直积极利用传单、墙报、时事画、小报、小册子、标语、报告事实消息的小纸片等形式宣传革命……据粗略统计，抗战期间，类似这样的宣传方式达60多种，如贴标语、布告，开报告会、演讲会、读书会，创办各种墙报、油印小报、铅印大报，组织宣讲队、演剧队、秧歌队、歌咏队、巡回展览队、孩子剧团等，还有放幻灯、印鼓动画、写街头诗、贴壁上新闻、演活报剧、寄年贴、写慰问信、赠纪念品，甚至放孔明灯等形式。相关资料中，并没有把扎根民间的历书作为抗战宣传的一种形式，但这并不代表历书在抗战宣传中无所作为，相反，历书凭借自己上千年的群众基础，通过封面封底、扉页、节日安排、图像创作等传播抗战知识，在当时社会营造出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浓厚氛围。

　　在抗战历书上还可以看到，9月18日九一八事变（1931）、1月28日上海闸北抗日纪念（1932）、8月13日上海惨案（1937）、7月7日七七事变（1937）等纪念日被特别标出注明。这些惨案和事变，是日本侵略者留给中国人民的悲痛记忆。在通信和传播极为落后的抗战时期，历书中记录的这些与抗战有关的纪念日，通过固有的传播渠道，经年累月与百姓接触，走入千家万户，在唤醒爱国热情、振奋抗战精神等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