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冀峰

　　宋代大儒程颢，北宋理学的奠基者，在中国思想史上享有重要地位，其学说在理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与朱熹共称“程朱学派”。他在山西留下了诸多足迹，为山西的文化历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晋祠观鱼

　　程颢游晋祠之事仅见于《程氏外书》，因此具体始末无从可考。《程氏外书》载：

　　昔聂觉倡不信鬼神之说，故身杀湫鱼，其同行者有不食鱼而病死者，有食鱼亦不病不死者，只是其心打得过，或食而病，或不食而病，要之山中阴森之气，心怀忧思，以致动其气血也。如太一湫鱼，自唐以来自不敢取，今当不可容，然亦只如此者，盖自相食及亦有死伤也。若晋祠之鱼则极多，必是吞鱼之鱼不众也。伯淳尝到其水滨，鱼可俯拾，然众人不取，以神为畏而特不残及于此鱼也。

　　在晋祠水边，程颢看到了这番景象：晋祠鱼多到随手可拾，但人们不去捉鱼，因为人们对这里的神明心存敬畏，所以不加以捕捉。除此之外，程颢还看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我们已不得而知。不过，程颢曾道：“‘鸢飞戾天，鱼越于渊，言其上下察也。’此一段子思吃紧为人处，与‘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泼泼地。会得时，活泼泼地；不会得时，只是弄精神。”由此我们不妨一推：程颢晋祠观鱼，或许看见了“生生”，看见了“明觉”，看见了“性即理”，看见了“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看见了“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

　　晋城施政

　　北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至神宗熙宁三年（1070），程颢任河东路泽州晋城县县令。

　　据程颐所作《明道先生行状》载：

　　就移泽州晋城令。泽人淳厚，尤服先生教命。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悌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长上。度乡村远近为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难相恤，而奸伪无所容。凡孤茕残废者，责之亲戚乡党，使无失所。行旅出于其途者，疾病皆有所养。诸乡皆有校。暇时亲至，召父老而与之语；儿童所读书，亲为正句读；教者不善，则为易置。俗始甚野，不知为学。先生择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才十余年，而服儒服者盖数百人矣。

　　程颢初到之时，晋城民风并不尚学，程颢大力兴建学校普及教育，务使“乡皆有校”，使境内乡校发展到七十多所，完成了覆盖城乡的教育网络。程颢在闲暇时会亲临教育一线授课，并亲自为儿童教材订正句读。程颢在抓教育上的影响是深远的，他离任后十年间，泽州人才井喷，文教蔚然。黄庭坚的叔父黄廉所作《劝学》诗，反映了泽州当时文教之盛：

　　河东人物气劲豪，泽州学者如牛毛。

　　大家子弟弄文墨，其次亦复夸弓刀。

　　去年校射九百人，五十八人同赐袍。

　　今年两科取进士，十子钓海顿灵鳌。

　　迩来习俗益迁善，家家门户争相高。

　　驱儿市上买书读，宁使田间禾不薅。

　　我因行县饱闻见，访问终日忘勤劳。

　　太平父老知此否，语汝圣世今难遭。

　　欲令王民尽知教，先自乡里蒸群髦。

　　古云将相本无种，从今著意鞭儿曹。

　　至有金一代，河东路泽潞地区的科举成绩更加瞩目，故有“金有天下百余年，泽潞号为多士”之誉。

　　虽然学界对于这些成绩在多大程度上受程颢影响，以及程颢牧晋的施政效果究竟如何存在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程颢给晋城文教事业带来了重要转折。千百年来，程颢已经成为晋城的一张重要文化符号，以程颢命名的程颢书院彰显着晋城的深厚文化底蕴。

　　此外，程颢在旅游方面的惠民之政也值得称道——“行旅出于其途者，疾病皆有所养”。程颢之仁政不仅惠及治下的百姓，还照顾到了过境的客人，将晋城打造成了一个政通人和、人情味十足的“驿站”。

　　盂县讲道

　　程颢与盂县的渊源也很深，程母侯氏即盂县人。相传，程颢曾来盂县省亲，其间在此授课讲道。“程颢省盂”为盂县的文教事业带来了新气象。

　　盂县苌池镇东兴道村的程子岩，相传是程颢讲道处。《增修三司圣母祠新建程夫子庙碑记》载：“程子自洛来盂，与乡之士促膝聚谈，亦事所应有者，而是乡之人敬志不忘，奉以木主，岁时享祀，亦足以觇好贤之雅意矣。村以兴道得名，良有以哉。”《程子岩重修碑记》载：“程子省舅来盂，讲学岩中，后人立其石曰‘宋大儒程夫子讲道处’，右为木主以崇祀。至圣先师配以二程子，重道统也。”

　　程颢与盂县的渊源激励着一代代盂县学子怀慕前哲追比先贤，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盂县文教的繁荣，故盂县也有“进士之乡”之称。“程颢省盂”一事虽仅见载于地方碑刻，具体情况虽待详考，但省亲盂县的故事背景是真实且合理的。

　　从晋城的程颢书院，到太原的晋祠，再到盂县的程子岩，追寻程颢的山西之旅，在这位古代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身上，我们可以发掘很多与“教育家精神”“文旅融合”“乡村振兴”等时代热题高度契合的文化内涵和山西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