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洪

　　蝉鸣撕扯着8月的暑气，我在同学家斑驳的樟木柜前驻足——那本竖排繁体的《水浒传》像块褪色的老布，边角卷翘，书脊上的书名已被磨得发白。指尖触到泛黄的纸页时，武松醉打蒋门神的墨字正从竖行里跳出来，“玉环步，鸳鸯脚”几个字在暑气里蒸腾，勾着我蹲在竹席上读了半下午。同学父亲那句“少不读水浒”像片乌云，在书被借走时压得我胸口发闷：究竟是怎样的故事，竟让大人如此忌惮？

　　那时的乡村还浸在“闲书误人”的共识里。繁体字如天书，我抱着新华字典逐字破译，武松的铁拳尚未砸向蒋门神，书就被同学慌慌张张收了回去。夜里躺在床上，脑壳里全是梁山好汉的影子：他们在水泊里划桨的声响混着夏虫的唧啾，李逵的板斧该是闪着银光的吧？林冲夜奔时的风雪，是否和腊月里村口的那场一样刺骨？这些疑问在少年的血管里横冲直撞，比课堂上的公式更鲜活。

　　第二次偷读是在秋收后的黄昏。同学父亲出远门，同学从家里给我偷偷把书拿了出来，我借着暮色读得入神。宋江浔阳楼题反诗时，我盯着“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的句子发怔：英雄为何要受困于招安？李逵喊着“杀去东京，夺了鸟位”时，我又忍不住攥紧拳头——那时的我不懂江湖背后的权谋，只觉得热血就该泼在替天行道的大旗上。可惜好景不长，大人的呵斥声惊飞了草垛里的麻雀，书页在暮色里哗啦作响，像一声叹息。

　　初中三年，那本残缺的《水浒传》成了心口的朱砂痣。直到高中课堂，当我在语文课本里读到“林教头风雪山神庙”，那些在稻草堆里模糊的影像突然清晰起来：山神庙外的风雪不再是想象，而是能触到的刺骨；林冲提枪的动作不再是符号，而是隐忍半生后的爆发。原来少时读的是热闹，此时才懂“逼上梁山”四个字里，藏着无奈与不甘。宋江的招安诏书不再是简单的“投降”，而是理想主义的悲壮谢幕。

　　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个月，我用工资买下精装版“四大名著”。指尖抚过《水浒传》烫金的书名，忽然想起那个在稻草堆里偷读的自己——当年缺页的故事早已补全，却再找不到那份心跳加速的紧张。李逵的鲁莽、鲁智深的豁达、吴用的智谋，在反复阅读中渐渐褪去了英雄滤镜，露出血肉模糊的真实：他们是草莽，也是凡人，在时代的浪潮里谋生。这时才懂，“少不读水浒”的深意或许在于：少年只看见快意恩仇，却看不见江湖背后的代价。

　　如今坐在书房里，电子屏幕的冷光映着案头的纸质书，那本老版《水浒传》早已泛黄卷边，却始终占据着书架最显眼的位置。

　　随着年岁渐长，方知父母当年的阻止，原是怕我们误把暴力当侠义，却不晓得那本被偷读的“闲书”，早已在少年心中种下了对文字的痴狂。

　　那段偷读的岁月，像书页间夹着的银杏叶，虽已褪色，却始终带着阳光的味道。它让我懂得：有些书，要在不同的年纪读上三遍——少年读热血，中年读现实，晚年读怀念。而《水浒传》，永远在那里，等着我们在人生的每个阶段，与那些熟悉又陌生的灵魂重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