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书华

　　《愿你决心做一个劳动者》是赵树理1957年9月写给女儿广建的一封家信，后《山西日报》拟此题予以刊发，刊发后《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等多家报纸转载。今天，我们从重读这封家信入手，或许会对赵树理其人其文有新的理解并赋予其新的时代性的现实意义。

　　需要我们重新加以重视的，是这是一封私人性的家信，之所以其后被赵树理认可其社会性的意义，也是因为：“后来《山西日报》编辑部的一个同志看到，就加了个编者按，把它发表了。因觉得广建的思想问题，在部分青年中还有一定的代表性，所以把它收在这里，供有类似问题的青年同志参考。”作为家信，我觉得有几点特别不应被忽视：

　　其一，作为给爱女的私信，这信里表达的意见，特别真实深切地表露了赵树理内心最深处的想法，理解了这种想法，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赵树理其人其文。

　　其二，赵树理这封信的主旨，并不是动员女儿下乡务农，而是希望女儿做一名普普通通的劳动者。从赵树理的信中，我们看到赵树理在建议女儿回原籍务农时，也曾经建议女儿在北京参加服务业，并具体地提出当售票员、售货员、理发员等。

　　其三，赵树理并不看重女儿社会价值实现的大小，并不看重女儿在农村或服务业做出多么出色的成绩，他在信中说：“我相信你的头脑不太笨，学售票或售货还不至于连钱钞也查点不清，学理发也不至于削了顾客的耳朵……要是回原籍参加农业生产，你也要比从来没有见过庄稼的城市青年好得多。”在赵树理看来，做一个与绝大多数人相同的平凡的而不是超凡脱俗的劳动者，就是个人人生最高价值的实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赵树理批评女儿“认为参加生产和服务业的人是干粗活的，俗人”，女儿因此“不愿干（服务业）是怕碰上你的老师、同学或和我同事的老前辈，（回原籍参加农业生产）也是怕亲戚们和小朋友们……说你一声‘没出息’”。赵树理其实并不赞同女儿去新疆支边，因为在当时青年人的心目中，去新疆支边仍然是充满着超凡脱俗的浪漫色彩的，而赵树理更强调、更希望女儿的，是回原籍参加农业生产或在北京参加服务业，这二者在当时青年人的心目中，是太过于平凡而远远没有支边的超凡脱俗浪漫色彩的。

　　其四，作为私人性的家信，爱女心切的赵树理考虑更多的是女儿个人的幸福。在赵树理看来，做一个与绝大多数人相同的普普通通的平凡的劳动者，就是个人的幸福所在。这就是赵树理对大众的真实看法，在这样的价值视野里，有的是对普普通通的劳动大众的真正的尊重与共情——不是居高临下的怜悯或同情。也因此，赵树理持有的、赵树理所期待的，是作为普普通通的劳动者中的每一个人及其生活的尊严。有了这份尊严，就有了与人平等的自信；有了这份尊严，作为普普通通的劳动者的个人的平凡的日常生活，就成为了有尊严的生活。这才是赵树理所寄望于自己女儿的：决心做一个劳动者。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地明白：第一，世人均称赞赵树理为人可以放下大作家的架子而与乡民亲近。许多作家奇怪于赵树理可以穿着皮大氅而与乡民们交流无碍，而自己穿着农民的服装却与农民无法交心。那正是因为赵树理内心深处是真正把作家看得与乡民们是一样的普通劳动者，是一样的普通人，用赵树理给女儿信中的话说就是：“我当作家你理发，我的头发长了请你理，我写出小说来供你读，难道不是合理的社会分工吗？”如是，何架子之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更好地理解今天新大众文艺写作中的普通劳动者写作的意义。

　　第二，明乎此，我们也就能明白，赵树理的“问题小说”，从根本上从本质上，不是为了推进政策的实施而出现的问题，而是在政策实施中，作为普通劳动者所面临的问题，因为政策的实施会影响到普通劳动者这一政策实施的对象，用赵树理给女儿信中的话说就是：“（只有成为真正的普通劳动者‘凭工分过日子’）才能深刻体会到我们的社会主义生产建设现在是个什么阶段，在现有的基础上如何前进，才能深刻体会到生产中的任何问题都与自己有直接关系。”站在普通劳动者的立场，构成了赵树理小说中对各阶段政策的亲疏态度，也构成了赵树理在创作道路上，与文坛中心动态的亲疏关系。

　　第三，明乎此，我们也就会明白，赵树理笔下的人物，其本质其根本上，是占民众大多数的普普通通的饱食人间烟火的平凡的劳动者，而不是超凡脱俗之人。赵树理在自己生命的深处，与他们有着生命血肉般的关联，其价值的立足点深深地扎根于他们之中。

　　五四时代，人的概念、人的文学的提出，其实质是批判以儒家为代表的士大夫价值谱系并在根本上继承民间价值谱系“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赵树理则通过他笔下的人物，将中国古代的民间价值谱系，五四时代人的概念、人的文学的价值谱系，成功地融入革命文化的价值谱系中，给予了最广泛、最切实的实践与体现，并因此成为了一个时代的“方向”。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在中国新文学中，唯赵树理一人。

　　在新的时代，个体感性生命越来越成为社会新的价值形态的主体，而社会主义的劳动者，或许会成为这一主体的标识。面对着金钱观念对个体感性生命的冲击，如何重新厘清社会主义劳动者的这一概念，如何引导劳动者成为个体感性生命的价值立足之地，并因此树立新的时代个体生命的价值观、幸福观，或许是今天的一个时代命题。将之置于文艺创作领域，新大众文艺或许是这一理念的实践方式，而劳动者这一概念，或许会成为这一实践方式的核心概念与理念。如是，重读赵树理，其迫切的时代意义，或许也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