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素庭 岳霞红

　　陈旭的拓迹艺术作品《鸿儒博商》，是一卷融合历史与晋商文化精髓，凝聚学识成就和艺术匠心的大气之作。它以独一无二的视觉语言对晋商精神内核进行了一次学术重构。

　　首先看作品《鸿儒博商》的主题。

　　“鸿儒”对应儒家学识，“博商”指商业成就，两者结合正是晋商“贾而好儒”的核心特质。

　　其一，“鸿儒”否定了“唯利是图”这一世俗对商人群体的刻板印象，凸显史上晋商所追求的士大夫阶层文化修养；

　　其二，“博商”突破了地域商帮概念，揭示了历史上以文化赋能商业扩张的普遍性；晋商构建的众多跨国商号则进一步印证了“博通四海”的大贾风范。

　　由此，作品主题将晋商群体从历史现象，升华为中华儒商精神的典范形态，从性质、结构、坐标等多个维度明确了晋商是儒家文明在商业领域实践形态的重要定位。从而使作品超越艺术范畴，成为重新解码中国商业文明的罗盘之一。这些斑驳的拓片不仅是历史的印痕，更是当下“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语境中的宣言：当商业植根于文明的深厚土壤，“义利”之上自有星辰大海。

　　深读《鸿儒博商》拓迹作品，其创新与升华的要点有四：

　　第一，这是历史材料的重生。作品《鸿儒博商》以近50块明清晋商大院楹联和字号牌匾的原始物证为基底，将散落的历史碎片，重新整合形成为长12米、高3米的巨幅长卷。这里面的每一块拓片都是晋商精神的实体印记，承载着商业智慧与儒家伦理的融合。

　　第二，这是空间叙事的创新。作品《鸿儒博商》以“一街两行”的纵深透视感，错落有致的排布，构建出明清晋商繁华街市的立体空间感，引导观者一秒便可走入历史街巷，触摸晋商文化的沧桑肌理。这种构图不仅是对建筑场景的复刻，更是对晋商“商道”的隐喻——纵横交错的商业网络与人文生态。其背景活字的虚化处理，前景街道的实景铺陈，共同构成了时间的叙事感和空间的纵深感。观者既见具象商街，亦感知无形文化脉络，暗合中国画“计白当黑”的辩证哲学。

　　第三，这是文化符号的象征。作品《鸿儒博商》上端以木活字为背景，象征晋商以儒家经典为精神根基。“木活字”作为古代知识传播的载体，暗喻晋商将文化内化为商业伦理（如诚信、仁厚）的源起。下端设计的“书山”街道，以木活字拓印为“山形”，呈现“书山有路勤为径”的古训。此处“山”既是勤学之径，亦是对晋商“行商如行山”的艰辛历程的致敬——商路如山路，唯勤可登顶。而上下端呼应结构，则让文化与商业实践通过透视空间融为一体，揭示晋商“儒为商魂”的本质——儒家思想滋养商业智慧，商业实践反哺文化传承。透过这样的陈设，充分展现出了晋商群体“鸿儒博商”的精神内核。“鸿儒”，指向晋商“贾而好儒”的特质，他们不仅是商人，更是深谙诗书、推崇礼义的儒者。木活字背景强调其以文化底蕴立身。“博商”，凸显晋商纵横四海、博通商道的格局。拓片中的商号匾额，是其商业帝国的缩影，而街景透视则暗示其辐射全国的商业网络。

　　第四，这是儒商精神的喻示。作品《鸿儒博商》暗喻晋商成功的核心并非单纯逐利，而是以文化创新、商业创新、金融创新、人力创新、管理创新为引擎。晋商将儒家“义利观”转化为商业规则，用文化赋能商业，方成“一代商雄”。

　　拓迹艺术是“历史的复刻”。陈旭的《鸿儒博商》通过细节处墨色与肌理的精微处理，更保留了木质匾额的沧桑质感。而将静态拓片创新性转化为动态街景，则赋予沉睡文物以直观的历史叙事生命力。

　　——以街景为镜，映照晋商“儒商合一”的独特生态；

　　——以书山为梯，诠释其“以勤为径、以文铸魂”的成功密码；

　　——以巨幅长卷的史诗感，将晋商精神升华为中华商业文明的一座丰碑。

　　作品《鸿儒博商》原件均来自晋商遗存，材质本身已成历史证人。而陈旭以当代构图重组它们，不仅是对晋商历史的一次深度致敬，更在全球化语境下全新定位并具体呈现了中国商道传承的文化根脉，为当代商业社会提供了“义利兼济”的精神航标。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人物简介

　　陈旭,高级经济师，陈旭拓迹艺术博物馆馆长、山西省思贤书院副院长、山西省三晋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山西省收藏家协会顾问、太原市非遗文化促进会顾问，山西财经大学特聘教授及金融学院校外硕士研究生导师，古典金融创新研究者、晋商研究者、古籍及史料收藏家、文化学者，中国国际书画艺术研究会拓迹艺术专业委员会主任学术带头人；被授予晋阳工匠、山西省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