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黑神话：悟空》遇见山西——古建数字艺术展”以科技光影让“如鸟斯革”的唐风穿越时空，使静默的斗拱焕发新生。这场古今对话，不仅是游戏与古建的跨界联动，更是文化传承的创新表达。

　　佛光寺东大殿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唐代木构建筑，其木构、塑像、壁画、题记被称为“四绝”。主讲人王芳带领读者走进佛光寺，聆听千年遗存的前世今生。

——编者

王 芳

　　一只鸟从松树的斑斓枝叶间飞出来，一圈，两圈，飞了三圈，眨眼间落在大殿斗拱间，忽然消失不见。“咕咕”的叫声，让我回过神来，应该是一只鸽子。

　　片刻，另一个斗拱中飞出了一只鸟，振羽直向寺庙外飞去，黑羽白身，似乎是一只燕子。

　　接着，再一个斗拱中飞出了两只、三只麻雀，吱吱喳喳的，也不怕人，树上、墙上、高台上，时飞时落，一会儿也飞回斗拱里。

　　注视着，直到数不清哪只鸟是什么样子，也看不清它们的去向和归宿，直到此鸟非彼鸟的想法，打破我对佛光寺东大殿的神思。

　　整个寺庙都在浓浓淡淡中变幻，最具中国审美的赭黄色正在被暗色取代，太阳走到了山脊线上，只留下了半个身子。而我在很长时间以后，才知道我那天看见的是什么。

　　沧 桑

　　481年，北魏孝文帝巡幸忻州，路过五台山，驻扎在山下的莲花山。一天早上，他刚走出驻扎地，就见东山顶上出现了彩虹样的神奇光亮，光亮中出现了一尊菩萨像。孝文帝被这景象感动，便决定在这莲花山下修建一座道场，这便是最初的佛光寺。

　　佛光寺初建时并不大，只有佛堂三间、僧室十余间，但庄严肃穆的佛场并不会减少，茂林清泉的景色又为佛场添加了几分幽静之趣，自然少不了僧俗信众。

　　第一位被文字记载的是雁门人昙鸾，他听说五台山的圣迹便寻了过来。先在佛光寺外结草庐居住，想目睹真如境界，待真的看到神迹，便于佛光寺出家修行。佛教经律他熟悉，儒道典籍他也熟悉，后往江南弘扬佛法，取得了梁武帝的信服，被尊为“北方肉身菩萨”。受天师道启示，昙鸾创立了口诵佛名而往生净土的净土宗。这也是五台山见证佛教中国化的典型一步。

　　但耀世佛光很快迎来了它的第一次覆灭。北周建德三年（574），北周皇帝宇文邕把盛世和佛光俱化云烟。

　　隋代北周，佛教又兴。这时出现了一位高僧，法名解脱。解脱和尚隐于佛光寺长达40多年，常常为慕名而来的僧俗信众设坛说法，跟随他修行的卓有成就者就有上千人。感慨于信众无站立之处，解脱把残留的十余间僧室修好。

　　再之后，乘方禅师继承解脱禅师遗志，“再修梵宫，基殿横空，等级相次”，那时的佛光寺已经有了大殿，且有等级不同的其他建筑，俨然五台山的大寺。

　　无垢净光禅师、净土高僧无名禅师、明隐禅师、行严禅师、志远和尚都曾在佛光寺弘法，有的还在佛光寺后留下了真身塔。

　　到唐穆宗时期，河东节度使裴度上奏说，五台山出现奇象，文殊大士乘狮于天空，从者有上万人众。唐穆宗便派遣使臣到五台山供奉菩萨。唐大和二年（828），法兴和尚在佛光寺原来基础上修建了一座三层七间的弥勒阁，高九十五尺（约32米），塑像七十二尊，还设有南禅院、白云院、华严院、单禅院等各寮院，五台山僧众把佛光寺奉为“山门都”，皆心甘情愿地归其统摄。

　　佛光寺极为光耀，其佛光远播，世人皆知。京城来的会昌寺沙门会赜和画师张公荣等人慕名来到这里游览，幸遇神异化现等各种祥瑞，心情难以抑制，便绘制出了《五台山图》。《五台山图》传至皇帝手中，得到了官方认可，遂流传开来。人们也纷纷把这座繁华大寺绘制下来，包括佛光寺在内的《五台山图》成了远近闻名的佛教圣物。声名有加，自然趋之者众。这不，远在高原之巅的吐蕃也遣使来求，唐穆宗应允了。《五台山图》由此搭上西行的车驾，去往文成公主的第二故乡。世人描摹《五台山图》，便可以从心理上和行动上循此而到五台山。《五台山图》由此契机被人画入敦煌第六十一窟中。

　　那些画师和工匠在纸上、在墙上、在洞窟内绘制佛光寺的弥勒大阁时，并不知道，远在大河之东的五台山上，佛光寺遭受了第二次毁灭。这就是历史上的会昌法难，在此波强势的灭佛运动中，宏伟的弥勒阁毁于一旦，其余大院只余残墙瓦砾。

　　唐宣宗一上位，就下令复法。

　　唐大中二年（848），因太原府一直是大唐北都，佛寺最多，唐宣宗遂下令在五台山建五寺，各度僧五十人，特许修葺佛光寺。

　　领了修建佛光寺任务的是汾州僧人愿诚和尚。尽管当时修建耗资巨大，但有河东节度使郑涓的护持，且有上都女弟子宁公遇的供养，右军中尉王元宥和泽州功劳参军张公长助造，工程于大中十一年（857）完工。

　　佛光寺恢复了昔日荣光。

　　愿诚和尚和宁公遇不仅栖身于大殿中，并把自己名字印刻在梁架上、经幢上，同时留下几许谜题，等后人来破解。

　　大唐覆灭了，历五代，经宋辽，来到金代，金天会十五年（1137）时，金朝已经灭了辽朝，灭了北宋，金熙宗完颜亶即位，正和南宋议和。大金建立在大辽基础上，佛事原本繁荣，又受宋朝佛教影响，金代皇帝就在河北、山西等地多建佛寺。佛光寺威名在外，自然也多加修建，文殊殿、普贤殿、天王殿便耸立在佛光普照的山下。

　　元代，住寺僧人王世荣修缮过文殊殿，还把唐代留下的大殿鸱吻和脊兽进行修缮。

　　明宣德年间，照庵僧人策杖云游至此，见“墙壁颓毁，罗汉残缺”，于是化缘重葺，大殿墙壁重绘，罗汉重塑，大殿门楣匾额留下了准确时间——明正统三年（1438）。大殿北乳栿上也留下了维修痕迹。明嘉靖十年（1531）又重修。明万历四年（1576），壁画彩绘。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御马监太监奉旨重修。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万历御赐“真容古刹”。明崇祯年间，普贤殿被焚毁。清康熙十六年（1677），文殊殿重修。清乾隆九年（1744），大殿塑像重妆。

　　明清之间的修缮，天王殿、伽蓝殿、香风花雨楼、关帝殿、万善堂被一一添加。

　　1922年至1925年，大殿内彩绘被修饰一新。

　　1937年，以梁思成为首的中国营造学社调查队来到了五台山豆村镇……

　　发 现

　　在我们总是在回味和讲述梁思成、林徽因的古建筑田野调查之时，不能忘了一个机构——中国营造学社。

　　就在梁思成出生的1901年，日本建筑学家伊东忠太以及关野贞、常盘大定等人，长期在中国境内盘桓，携带照相器材，对中国古建筑进行持续调查，他们想建立属于日本人的中国建筑史研究体系。

　　他们在我们的国土上推动科学研究、积累田野调查经验，这也就罢了，关野贞竟然在论文中写道，中国千年以上木建筑“一个亦没有”。

　　这一点，成为很多中国人的伤痛。

　　而反驳这一点，需要材料和数据。

　　1928年，梁思成与林徽因学成回国，在沈阳东北大学创立了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第一个建筑学系。

　　他们回国之后，就遇到了中国营造学社的成立。

　　这个学社之所以成立，源于一个人、一本书。一个人是朱启钤，一本书是《营造法式》。

　　1919年，朱启钤在江南图书馆偶然发现了北宋李诫的《营造法式》一书，自此引起他的强烈兴趣，有了组建营造学社的愿望。1925年，朱启钤以个人名义成立“营造学社”。

　　梁思成也在1925年得到父亲寄来的《营造法式》，尽管一书在手，父亲也有殷殷期望，但他还是对此“天书”百思不得其解。当时，欧美各国都有自己的建筑史，而我们东方古国却没有。在外修学的梁思成明白，日本学者已经开始注意中国，中国人若不整理自己的建筑史，这块领地迟早会被日本学术界占领。

　　1930年，这个最初只是想破解《营造法式》的个人机构，更名为“中国营造学社”，朱启钤任社长，办公地点设在故宫。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梁思成夫妇回到北平，受朱启钤邀请，加入了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被任命为法式部主任，自此，中国营造学社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古建筑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的学术征程。

　　怎么会“一个亦没有”？

　　复杂的心情促使梁、林踏上寻找唐代建筑的路途。1937年6月，他们以中国营造学社研究人员的身份，走进了五台山。

　　此前他们已踏访过多地，最早的建筑就是辽代建筑，比如说华严寺、应县木塔。他们对于能否找到更早建筑，心里也是没底的。毕竟，由木头构成的建筑，一般意义上难以抵抗岁月和战乱的侵袭，但他们又坚信，即使时代被湮没，建筑被损毁，但总有一鳞半爪的沧桑梁架能存世的吧，毕竟中国这么大。

　　他们夫妇来五台山时，还带着莫宗江和纪玉堂。“抵五台县城后，不入台怀，折而北行，径趋南台外围。乘驮骡入山，峻路萦迴，沿倚崖边，崎岖危隘，俯瞰田畴。坞随山转，林木错绮；近山婉婉，远峦环护，势甚壮。旅途僻静，景至幽丽。至暮，得谒佛光真容禅寺于豆村附近。”（摘自梁思成《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

　　梁思成描绘的山景多么美。

　　1937年7月5日，他们看到了佛光寺。

　　一步步，天王殿、文殊殿、香风花雨楼，直到东大殿，他们走进来，走过茂林松柏，也走过了心头沧桑。

　　“瞻仰大殿，咨嗟惊喜。国内殿宇尚有唐构之信念，一旦于此得一实证。”梁思成的游记，也让我们体会到了他们看到东大殿时的惊喜程度。

　　他们分了工，梁思成负责拍摄，林徽因负责抄碑，莫宗江、纪玉堂负责测量和绘图。他们的心情是一样的，这恐怕就是很多人心心念念的唐代建筑了，抑制住激动，他们开始上上下下地测量、拍摄、画图，机缘难得，生怕会有遗漏。

　　积尘、蝙蝠、秽气、壁虱、蛛网，艰难的环境，并没有让他们退却。他们的行动指向只有一个，找到佐证，确认东大殿的建造年代。

　　但这并不是一开始就顺利的。通过这些年他们走过的建筑来看，殿宇的建造年月通常会用墨书写于脊檩上，俗称墨书题记。那就爬上梁架寻找吧，他们打着手电，踩着厚厚的积尘，沿着檐下的空隙，越过“平闇”顶板，攀爬到梁架上去，可是梁上竟然有上百只蝙蝠盘踞着，无法驱除，忍着恶臭，抬眼看去，让人沮丧的是，脊檩上并无字。鼓足心劲，再看，忽然，梁架上部古法“叉手”出现，叉手中没有侏儒柱（蜀柱），这是典型的唐代风格。在梁思成他们眼里，这是国内木构中的孤例呀，惊叹！惊诧！意外却又如获至宝。

　　他们想起还应该有一个线索的，那就是梁栿下也会有墨书题记，但是大殿新刷了土朱漆，遮住了梁底，也就看不到梁底的字，急于确知其建造年代的他们失望了。

　　柳暗花明是中国人的哲学语言，正当一筹莫展时，据莫宗江回忆，有一日测量工作完成，正值晚饭时间，林徽因提议在大殿前吃东西，他们铺上席子毯子，就跟野餐一样，一边吃一边继续看着东大殿。梁思成说林徽因是“素病远视”，也就是说林徽因是个远视眼，她远远地就看到了梁架上有字，应该是“女弟子宁公遇”字样，他们想起来，好像殿前经幢上也有这个名字，怕认识有误，又去经幢前细细检视，果然有“女弟子宁公遇”，还是“佛殿主”，还名列诸尼之前。呀，又一重惊喜。

　　为了看清楚题记全文，他们找人搭支架，实在是心里焦灼呀，可找来的人都不给力，好几天才弄起一个支架，急得不行的他们撕裂了带来的布单子，浸了水互相递送，费了半天时间才洗出来两条梁，灰尘掉下，土朱着水，墨迹清楚地显现了，可是水一干，墨迹又淡了，隐隐约约地又看不清，梁思成借着墨迹清楚时赶紧拍照，就这样费了三天时间，才把题记读下来。

　　让人欣喜的是，题记的字体是唐风，“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敕河东节度使观察处置等使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郑”“功德主故右军中尉王”等都被抄写下来。

　　梁思成认为：“佛殿主”之名既书于梁，又刻于幢，梁幢互证，幢之建造应与殿为同时。如果不是同年完工，幢的建立亦在大殿完工之时。既然经幢上有“大中十一年”（857），大殿建造年代应该确定为“大中十一年”（857）。经幢是验证建造年代的重要实物，其价值远超艺术价值。

　　再来看，大殿柱头做成了丰满柔和的曲线，这就是卷杀，柱子上直接承接栌斗，中间没有横向木枋连接；柱础也是覆盆莲花式，再加上外檐柱与内柱等高，通过斗拱连接梁枋；举折平缓超过宋代建筑，这都是唐代建筑殿堂作的式样。寺后还有多座和尚塔可以证明。

　　有准确时间，有建筑式样综合考察，这是唐代建筑无疑了。

　　梁思成他们兴奋不已。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的这一天，梁思成从五台发电报到北平营造学社，两天后，《北平晨报》刊登了题为《营造学社调查组发现唐代建筑寺院 梁思成由五台佛光寺报告 测绘故宫赶制模型即开始》的报道。

　　“大中十一年”，时间确定。857年，唐代建筑带着巨大的飞檐偕同这个数字，自此炫耀显世。

　　那天，林徽因提议在大殿前晚餐，夕阳把树木和密语都印在大殿赭红色木板和墙上，那场景，林徽因记了一生。

　　那场景，终于让后来的我，也一点点模拟到。

　　这样的场景，野心勃勃的关野贞没有见到。

　　关野贞与常盘大定合作出版的书中收录有9幅佛光寺照片，但他们并未到现场，照片是由日本僧人小野玄妙和太原美丽兴照相馆（钟楼街福利照相馆的前身）拍摄的。他们根据照片得出“佛光寺之寺院规模，伽蓝并不雄伟”的结论。

　　幸亏他们没有发现，真解气。这是中国古建的幸运。

　　梁思成比他们幸运，走到了东大殿里面。

　　林徽因比他们幸运，同样打量过经幢，同样发现了“大中十一年”的字样，却能断定佛光寺东大殿是唐建的定音之锤。

　　仿佛是佛光加持，在他们与日本学者的学术竞赛中，留下了弥天珍藏。

　　同样一本书，伊东忠太于1905年在沈阳抄录了文溯阁四库全书里的《营造法式》，却如此评论：“此数种书，不独解释困难，且无科学组织，故有隔靴搔痒之感。”是啊，隔了血缘，隔了大海，隔了几千年的文明之脉，伊东忠太怎能懂？

　　梁思成和林徽因却在发现佛光寺之后，理解了这本书，理解了古建筑之文法，站在“无论美的精神多缥缈难以捉摸，建筑上的美，是不能脱离合理的、有机能的、有作用的结构而独立”的立场。他们满腹激情地整理资料，同时行走于中华大地上，他们全面释读《营造法式》所记载的古代建筑体系，进而识其流变，总结规律，他们在为中国建筑史提供学术支撑。（参考王军《五台山佛光寺发现记》）

　　可惜的是，卢沟桥事变爆发，本来要去河北的梁、林一行，终止行程，返回北平（今北京）。他们为佛光寺所积累的资料辗转到达北平，又躲避战乱存在天津英资麦加利银行地下室，仿佛灾难还不够深重，不久海河突发洪灾，这些资料严重受损，梁思成和林徽因闻讯后，痛哭失声。

　　幸好朱启钤及时抢救，吩咐营造学社社员重抄，托人带到上海，又是多番辗转，才到达梁、林之手。

　　7年后，颠沛流离的梁思成，在扬子江畔的一家农屋里，挺着病躯写就《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发表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上。他胸中的火和爱，促使他在佛光寺实践了自己“梁枋千百，其结构用材则只有6种，其标准化可谓已达极点”的研究，并开掘了建筑的人文深度。

　　他不需要知道日本人的浅显认知，他有自己的丘壑。因为他，因为他的妻子，因为中国营造学社的人们，终究中国的建筑史掌握在中国人手里。

　　这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梁、林以脚步和思想赢过了狂妄的日本野心。

　　梁思成写出上述文章后，日本投降了，日本人对中国的野心，虽然从明治维新起，长达上百年，但世间所有事，最终会回到一个正确轨道上，日本的野心，终究只是一个梦。

　　四 绝

　　现在可以和大家一起踏进佛光寺了。

　　我们现在的视角，是现代人的视角，离大唐宁公遇过去了一千多年，离梁思成林徽因踏进佛光寺也过去了近百年。时间给我们留下荣光，也留下故事和谜题。

　　进山门，也就是跨过天王殿，就到了第一进院，右手边是明代建起的伽蓝殿，左手边是金代的文殊殿，文殊殿是七开间的悬山顶大建筑，这座金代建筑典范，是完颜一族布下的治世企图。

　　院中是唐乾符四年（877）的经幢，林徽因曾穿着旗袍、踩着梯子登上高处去测绘。

　　穿过花墙，就是二进院，院里有明代建起的香风花雨楼，“花雨满天”承载着佛教典故，也留下了无边诗意。

　　然后再拾级而上，一步一步跨过时光长河，树木掩映中，硕大的飞檐便出现了，刚走上来时，便能理解关野贞为什么与佛光寺失之交臂，千年松树掩盖了它的真容，只有走到大殿前，直直面对“佛光真容禅寺”的牌匾，才能看到全貌。

　　梁思成说，唐代木构、塑像、壁画和墨书题记，是佛光寺东大殿四绝，“诚我国第一国宝也”。

　　那么便来看看这四绝吧。

　　木构

　　先说斗拱，毕竟这里的斗拱被称为教科书。

　　在古建中，斗拱整体也被称为铺作，从外看，铺作有三种，一种在柱头上，承载重量，一种在补间，一种在转角。柱上铺作，由栌斗压底，泥道拱、华拱、慢拱、瓜子拱、驼峰、下昂、令拱、耍头，一层层交错压上去，与橑檐槫相接。补间铺作简单一点，没有栌头，直接放在梁上。转角铺作又复杂些，两角两边都与柱头铺作一样。从门内看，斗拱有四种，柱头铺作承接四椽栿，还有补间铺作、转角铺作和两端承接乳栿的柱头铺作承接乳三种。转角处，挑檐高高翘起，形成飞檐。

　　再说飞檐。

　　最初作出飞檐，只是解决光线问题和滴雨问题的，飞檐一成，曲线即自带审美，加上屋顶的坡度曲线。“上部巍然高举，檐部如翼轻展，使本来极无趣、极笨拙的屋顶部，一跃而成为整个建筑的美丽冠冕。”林徽因如此说。这也就是《诗经》中的“如鸟斯革，如翚斯飞”。

　　而这个飞檐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关键处在于，抬高的椽子底下，必须填补一块三角形的名为“枕头木”的木板。当然角梁的木材也要大于旁边的椽子。

　　尤其是角檐的大斗拱将飞檐伸出3.96米，致使飞檐特别漂亮，也是名副其实的大屋顶。

　　再来看梁架。

　　梁架之上，是古建筑屋顶的最高形制——庑殿顶。殿中由两圈柱子围出外檐和内槽，这种做法叫“金厢斗底槽”形式，这时的内外柱是等高的，这种做法影响了后期古建形式。屋顶的曲线是因为内部梁架的加高，这是典型的“举架法”。最顶端秉持三角形最稳定的做法，先出现由叉手和平梁构成的三角形，再放垂直方向的平槫，再下面是四椽草栿，再下面是四椽明栿接乳栿，四椽明栿和乳栿分别搭在相应斗拱上，斗拱架在柱子上，大屋顶里的大梁架便成了。

　　佛光寺东大殿与众不同的是，还有特别漂亮的方椽素板组成的方格天花板遮盖梁架，这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方式，尤其让人向往。

　　看起来简单，就像搭积木一样，但那么多的部件必须严丝合缝地一个一个叠加，虽没有钉子，却牢不可破，我们看起来这样复杂，连记住一个构件都特别困难，梁思成却破解了它。

　　塑像

　　请忽略彩塑的颜色，因为那是20世纪20年代被粉刷一新的。

　　把视线落在塑像的身上，常常会忘记数量，只记得那丰盈的体态、自在的神色、慈悲的面容。

　　视线正中为释迦牟尼，左边依次为弥勒佛、普贤菩萨，右边依次为阿弥陀佛、文殊菩萨，佛与菩萨各有胁侍菩萨，再加韦陀、天王、愿诚和尚和宁公遇，共35尊佛像，庄严雍容地带着“曹衣出水”的画风，就那样静静地屹立千年。

　　满堂神佛，是净土宗的布置，也不枉解脱和尚的多年布道。神佛满堂，是大唐最瑰丽的色彩。那个远去的朝代，我们枉想的只是典籍里的寻章摘句，也只有这里才会代替自己的王朝说话，欲语还休。

　　愿诚和尚未成佛，却也以建造者的面貌存世千年。

　　宁公遇不是佛，却又因林徽因的识别，安静地伴佛千年。

　　大唐的塑像最能代表盛唐之音，从北朝的阴暗中解脱出来，使外来宗教与本土美学完美结合，色彩上明亮艳丽，升高了沉思默想、内省与喜悦的表情，哲学与审思都在神性的塑像中。

　　壁画

　　唐代彩画两幅，南北二次间内槽额上有卷草图。拱眼壁上的阿弥陀佛说法图，场面宏大。其余南北内槽、后槽拱眼壁还有423尊菩萨像。佛座背面束腰处还有降魔镇妖图。

　　林林总总的壁画“浓墨淡彩”，情酣意饱地存世千年，仔细端详，还能感知出盛世工匠的虔诚与欢快。

　　当我寻来时，这些壁画颜色已经暗淡下来，仔细看，仿佛过度的凝视都会使那些菩萨和天王、飞天、信徒和供养人们消失于我的视野。

　　题记

　　大殿大门背面有“有僧人玄翥，咸通七年到此一游”，寺庙建成9年，这个和尚就来过了，千年里古人与当代人一样，都想写一个“到此一游”，但这个一游，夯实了时间印记。还有“赤白博士许元让，咸通八年”字样，北面木板门背还有“赤白博士许七郎”字样，有人推测这是对大殿进行彩绘的工匠，因为那时粉刷行业，叫“赤白作”，大殿阑额上还留有“七朱八白”的样式，符合《营造法式》。

　　朱粉白印，都已漫漶，题记墨印犹重亦轻，徒留几许怅惘。

　　朝拜过诸佛菩萨，得见唐代真容，真是心满意足。

　　从大殿出来，就能看到一座白塔，青砖砌筑，塔基、佛龛、仰莲、倚柱、宝珠，一层层砌上去，梁思成断代为北魏遗物，只是没有人说得清，塔下有哪一位祖师。

　　结 语

　　飞翔的鸟儿，终不落地。在硕大的斗拱和千年的松树间，不知疲倦地飞，鸟儿们口口相传了这样的原初背景，却从不对人言。夕阳落下时，可能有佛光出现，斑驳的树影把这样的秘密一日又一日地写在门板和佛像上，夕阳与佛同观，人只是一时的搭配，懵懂的人早已一知半解地轮回，而最初的工匠却隐匿于宇宙的暗处，得意地笑。

　　佛光千年，谜题千年，我们能窥视到的，永远只是一只鸟的翅膀，“扑腾腾”一声，世间归迹于无。

　　讲座地点：石家庄市图书馆

　　主 讲 人：王 芳

　　时  　间：2025年10月19日

　　王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天津文学院签约作家，长治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山西省演出行业协会特聘专家，济南市历城区作家协会荣誉主席。著有《戏台上的中国》《大地上的遗珍》《盛世诤臣孙嘉淦》《戏中山河》《听一出戏》《天地间一场大戏》等。在《中国作家》《广西文学》《四川文学》《天津文学》《长江丛刊》《当代人》《时代文学》《山西文学》《黄河》《青岛文学》等杂志发表作品若干，有作品被《散文选刊》《海外文摘》转载。曾获刘勰散文奖一等奖、吴伯箫散文奖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