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　杨

　　女儿每次回来，我总会变着法子做她喜欢吃的饭。今天做的是河捞。

　　对没听说过河捞的人来说，它是个谜。它的名字写法很多：河捞、合落、饸饹……种种叫法里藏着面食文化的复杂。它在晋北一带流行，即便在面食文化深厚的晋中，老辈人也从不将其发明据为己有。而那架精巧复杂、利用杠杆与活塞原理的河捞床，想来定是出自一位心灵手巧的民间匠人之手，藏着解救做饭劳苦的巧思。

　　我之所以敢肯定发明河捞床的那个人是男性，甚至是一个心灵手巧的木匠，倒不是妄想。崞县（今山西原平）曾有位叫作续光清的老先生，后流落到台湾，教书育人之余，写了本叫作《故乡生活追忆》的书。他是这样介绍河捞床的：“前端略显下弯粗约五六寸的横梁上，在靠近后端，凿有一圆洞，恰可插入一铜制之圆筒，上端有宽边，插入后不至脱落，但可随意取出，以便清洗或替换。横梁后端与木架相连。另有一长杠后端，亦与架之较高处相接，但可转动。杠在正对圆筒处装有木制之活塞。杠之前端即施力点，距活塞处较长，故可省力。操作时河捞床架在灶上，圆筒内塞满面团，压下活塞，则面条经小孔挤出，在到达适当长度时打断，正好落入沸水锅中。”这么复杂巧妙的工艺，必然是民间匠人里最有慧心的人造出的。只有山西的土灶才能放得下这样一口巨大的锅，架得起如此沉重复杂的机械，而面条落入沸腾的水中，犹如水草或细长的鱼在河中游弋，这不但是我一贯对河捞的想象，也是我一直用这两个字的原因。

　　河捞在山西面里是个异类，是唯一需要借助机器压制的面。它对和面并无特殊要求，比剔尖略微硬一些就可以了。但由于经过特殊的挤压，面条的韧性极强，如果不是因为圆筒里的面压尽了，可尽管挤压下去。或者夸张地说，只要有面，面条就可以绵绵不断地挤出来。

　　一个河捞床，是一块好木头的传奇，也是一个家族里前人给后人的馈赠，后人对前人的继承。多年来，它不仅在山西其他地区流行，而且省外的面食爱好者如考古发掘般地认识与喜爱。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河捞床已被简化成了一个由铁筒以及铁棍组成的工具。

　　在我的印象里，河捞应该与苦寒的气候或者冬季有关，吃的就是那种浑身发热气血舒畅的感觉。每逢想到河捞，我眼前出现的也是忻州五台那些地方嶙峋突兀的地形，寒入骨头的冬季。

　　这种记忆也许与我对父亲深刻的印象有关。有一年冬天，我回到家中。那时，我的父亲已中风多年，身体的一侧软弱无力，走路时一只脚擦着地面。但即使那样，他比我母亲的手劲还是大，所以做河捞的人总是他。望着父亲的身影，突然之间，我觉得眼前的父亲还是壮年时的样子。那时的父亲，很高大，如果你懂得灶台的高度与做河捞的关系，就懂我为什么会在这里提起一个人的身高。他俯身于煤气灶，灶是那种削薄的盘式煤气灶，宽大的手掌里简易河捞器如同一个玩具。他站在小厨房的窗口，聚精会神地如同拧一块湿毛巾那样不断拧绞着，面就从小漏孔里漏了下来。

　　对面食的热爱代代相传。我的女儿对面食也情有独钟，尽管她常年在外，平时做的都是西餐，不会做也吃不到地道的山西面。但一回家来，就会期待地问我：“面？”她自己的厨房里，也总有一瓶醋。她对面的眷恋与我母亲的影响有关。她能吃辅食的时候，我母亲会用筷子尖蘸一点调和让她尝。在饮食方面，人们的执念与占有欲其实是很严重的，我母亲算个典型吧。每当听我说起女儿与面的故事，我母亲就很自豪。

　　女儿小的时候并不懂得面与亲情之间的关系。我们离开太原7年之后的一个夏天，我带着她第一次回去探亲。自然，我母亲每天都换着花样为我们做面。我的三姐在离家很远的地方上班，为了陪我们，每天中午都回来吃饭，河东河西、河西河东地往返。女儿去过一次她的单位，深知路途遥远、烈日炎炎，曾心疼地对她说：“您多辛苦，每天中午时间紧张，还要骑着车子回来陪我们，我们离开太原后，我会很舍不得您的。”

　　岁月流逝，不知不觉，我就变成曾经的父亲和母亲了。这回为了女儿，一次次重捡年少时代粗糙的做面手艺。在老家，一大家人在一起吃面犹如吃流水席，非常热闹。在这里，没有喧闹与笑语，只有安静和冷清。我每次做面，如同大动干戈，最头痛的是做完后收拾案面，加上倒班起来几天都不得休息，所以我用的总是做米的办法，一做一锅。今天的河捞也是做了一小盆，过水之后放在一边，谁想吃就自己去拌。浇头有三种，苜蓿肉、西红柿、扁豆肉末。还有几样配菜，包括腊肠。我母亲知道的话，肯定会不满地说：“有这样吃面的吗？”她肯定也会问，腊肠这个完全与河捞不着边际的东西，是怎么到了碗里的？

　　看着女儿埋头吃饭的情景，我想到，她再过几天就要回到她住的城市了，还能再做点儿什么她吃不到的东西呢？我的简单有限的家乡面功夫里，还有什么能再拿出来，能再解她的馋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