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凌翔

　　多年前，我写过一篇《我和她》，笔下的“她”，是我的母亲。写母亲时，情思涌动，一气呵成，字字句句皆是心底流淌的温情。可如今想提笔写《我和他》，写我的父亲，却迟迟难以下笔，不知从何说起，这一搁笔，便拖了整整6年。

　　就在年前，我办理完退休手续的那一天，父亲冲着我怒吼了。已是80多岁的老人，威严丝毫不减当年，脾气依旧刚烈，嗓音拔高了八度，字字铿锵：“60岁咋了？80岁也得改！”

　　他说的，是我的性格。可您老人家，不也正是这般脾气吗？他也曾无数次跟我说，正因为自己深知这种性格的不好，才执意要我改正。我笑着回应，不是不想改，是真的改不了。

　　父亲14岁便从农村老家出来考取艺校，他总说，自己一直记着奶奶说的一句话：“俺娃要肚里长牙！要有钢骨。”就是这句话，一路激励着父亲走到今天，成为深受广大观众尊敬的晋剧表演艺术家，做到了奶奶期盼的样子。

　　我40岁才开始写作，这条路，起初并未得到父亲的肯定。还记得我的剧本处女作《细柳》刚写了几页，便迫不及待地读给父母听。文中有一句“门上有人吗”，这是我们学习元杂剧时的常用台词，父亲听到这里，顿时厉声斥责：“写啥剧本了？以为你认得几个字就能写剧本了？那戏是好写的？谁家门上能有人？你在门上了？”我望着他怒目圆睁的脸，又怕又气，径直冲出门去。母亲追了出来，温声细语地安慰我：“妈妈觉得写得好，该改的改，该写继续写，妈妈等着看下一场！”

　　我边走边哭，心里五味杂陈，一半是父亲点燃的怒火，久久无法平息；一半是母亲给予的温柔，让我渐渐平复心绪。擦干眼泪，我重新提笔创作。多年过去，我写下了一部又一部剧本，心底最爱的，依旧是《细柳》，甚至将“细柳”当作了自己的笔名与昵称。此后无论写下多少唱词，我都会一字一句细细推敲，既要贴合剧情，也要贴近生活，至少，再也不会出现“人在门上”这样的疏漏。

　　创作《豫让》时，有一句唱词用的是江阳韵，整段唱的最后一句想落在赵襄子身上，实在无计可施，便想着干脆去掉“子”字，写成“……赵襄”。结果又一次惹得父亲大发雷霆，他说：“如果为了押韵，我能把你的名字去掉翔，叫你武凌吗？”时至今日，我的剧本再也没有被人质疑过韵仄的使用，这全都要归功于父亲。每当我想要马虎敷衍时，多年前父亲瞪视的模样、那张让我心生敬畏的脸，便会浮现在眼前，让我丝毫不敢懈怠。

　　就是这样一位对初学者丝毫不留情面的父亲，在我从事写作多年遭遇挫折时，却语重心长、满含疼爱地对我说：“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这些都是你要经受的，坚持住！”当我说到评上副高职称就不再冲刺正高时，依旧是他，语气坚定地告诉我：“谦虚是对的，但你也不比谁差！”原来，那个曾经屡屡否定我的父亲，在心底里，始终觉得自己的女儿是最优秀的。

　　父亲从来不会当面夸赞我，我一度以为，是自己做得还不够好。直到后来从旁人口中得知，每当有人说起我的文章、我的剧本，父亲脸上都笑开了花，满心欢喜。《白云真人》剧本完稿后，我打印出来送给父母。后来母亲告诉我，她念着剧本，父亲一言不发地认真聆听，听完许久，才轻声说了一句：“这闺女，咋这么会写。”

　　母亲常说，我和父亲，是一模一样的人。这话有褒有贬，既肯定了我们父女俩都有一颗单纯热爱事业的心，也说着我们都不谙世事的执拗性情。

　　记得有一次，我在后台见到上妆后的父亲，轻声唤他，他却不应声，对我视而不见。母亲说，他要上场前从不和人说话，早已全身心入戏了。细细想来，我自己何尝不是如此？进入创作状态时，无论白天黑夜、吃饭做事，都心神不宁，连梦里都是笔下的戏文与人物。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小编剧，父亲已是德高望重的老艺术家，可我们对待事业那份认真负责的心，却是全然相通的。父亲笑着说：“这就对了！”

　　我一直以为，父亲是不喜欢我的。他偏爱继承他衣钵的大儿子，疼爱乖巧懂事的小女儿，而我既笨拙又倔强，从不得他欢心。直到我出嫁那年，才真正读懂了父亲深藏心底的良苦用心。

　　那是上世纪80年代末，我即将出嫁。事后才从母亲口中得知，父亲曾骑着车，专程去看了我将要嫁去的地方。回来后悄悄跟母亲说：“那里还是公厕，她要难活了……那是个东西房，夏天热了……”结婚当天，我们准备离去时，父亲对女婿说了些什么，我已记不清，可他眼中始终噙着的泪水，和我哭肿的双眼，却深深刻在了记忆里。母亲后来跟我说，那天的父亲，心里难过极了。

　　原来在父亲的心里，每一个儿女，都是他捧在心尖上的珍宝。

　　父亲从学戏开始，在学校里便是最优秀的学生，是被老师摸着头顶夸奖着长大的。他能吃苦，也最是节俭，只为让我们过上最好的生活。在这样的家庭氛围里长大，我们从未真正尝过苦的滋味。因为父母给予了我们满满的大爱，竭尽所能让我们衣食无忧地成长，让我们早早见识了音响、电视、沙发、洗衣机，让我们吃到当年稀有的柑橘、香蕉等新鲜水果，那是他们在南方演出后，一路背回来的。妹妹说咱们家人很佛系，我却说，那是因为我们从不缺爱。

　　去年年底，我把自己的两卷本作品选《游艺拾灵》送给父母。父亲随手翻了翻书，低下头喃喃自语，反复念叨着：“写了这么多？这啥时候写的？这写了多少？”之后又多次跟我提建议，说封面应该放上一张我的大照片。我哈哈大笑，打趣父亲，不是常说做人要低调吗？他却使劲摇着头，认真地说：“不对，写了这么多，应该有，写得这么好，必须放！”

　　我说我还要继续写，一直写下去。父亲看着我瘦弱的身体，又翻了翻我的书，语气里满是心疼与嗔怪：“不要写了，要知足，写了这么多了？再加上你的剧本和没有收录进去的文章，得有4本了吧？现在最重要的是保护好你的身体，你也60岁了！”我笑着应下。如今的他，依旧每天看戏、喊嗓；我对写作，亦是如此，在职时是职业，退休后，便成了相伴一生的爱好。

　　只因父亲那句“不要再写了”，我睡了这几年来最安稳的一觉。不能说全然放下，却实实在在地放松了、释然了，不再焦虑，不再内耗。因为父亲的话，是我心底最看重的叮嘱。

　　毕竟，我最像他；毕竟，他最懂我。

　　嫂子有时想说小孙子脾气不好像太爷爷，总会绕着弯子说：“你这脾气像谁呢？像姑奶奶。”

　　家里的每一个人都心知肚明，这话，其实说的也是他——我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