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悦

　　晋祠碑廊内，现存一通元代石刻，今多称《孔子步趋图》石刻。该石为双面碑，严格来说，是晋祠旧藏《夫子庙堂记》碑的背面图像。碑石通高118厘米、宽77厘米、厚21厘米。碑额呈半圆形，无座。碑阳额题“夫子庙堂记”，下刊唐代程浩撰文、颜真卿书丹、徐浩篆额的碑文。碑阴额题“宣圣充公小影”，下刻孔子及弟子颜回线刻画像一幅。画中孔子交手而立，微须圆颊，衣冠古朴。身后侍立弟子颜回，人物比例合度，线刻流畅。这种“正文书德、背面写像”的形制，在晋祠石刻中较为特殊，它将唐代关于孔子“真容”的想象与元代摹刻的实物遗存结合于一石。

　　“步趋”一词，源出古代礼制。古人将行走分为不同等级：徐行曰步，疾行曰趋，再快则为走。先秦礼书记载，路遇先生或面见尊长，需行“趋”礼，即碎步快行以示恭敬。《论语·乡党》载孔子在朝与接宾客时，“趋进，翼如也”，即略加快步伐，两臂微张如鸟翼，以示庄重。后世将这种仪节称为“趋礼”，是臣对君、子对父、士对师的一种公共礼仪规范。此碑画像虽未表现动态的疾行瞬间，但画中孔子立姿安恭，弟子退后敛手，体现了“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的长者风范。后人据此，借“步趋”二字为名，称此碑为《孔子步趋图》。此名并非单纯描述脚下行止，而是借以指代孔子与其弟子之间恭穆有序的礼仪分寸。

　　这一礼仪分寸，正是孔子教育实践的日常体现。孔子一生以“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自勉，开创私学，主张“有教无类”，打破了此前“学在官府”的贵族教育垄断。在教学过程中，孔子极为重视礼仪的身教示范。《论语·子罕》记“子见齐衰者、冕衣裳者与瞽者，见之，虽少必作；过之，必趋”，即孔子遇见穿丧服的人、穿礼服的官员，以及盲人，无论对方年龄长幼，必定从座位上起身，经过时必定快步而行以示同情与尊重。这种“必趋”的举动，并非单纯的客套，而是通过身体语言将“仁”与“礼”具体化，让学生在日常行止中体会道德的内涵。孔子教育学生的核心方法之一，便是“循循然善诱人”，即在日常生活中通过言行举止的示范，引导学生自觉领悟。图像中弟子颜回退后敛手的姿态，正是这种师道尊严与弟子恭谨的视觉呈现，也是孔子“身教重于言传”教学理念的实物映照。

　　关于此画像的图本来源，前人著录有一条明确的旧传：此像为唐代吴道子画意，元代据唐本摹刻。清代《晋祠志》及太原地方志均追述同一脉络：晋祠昔日曾有宝墨堂，堂中竖立“吴道子所画步趋图碑”。至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太原人武懋出资，依唐碑旧样重新摹刻，将这块双面碑安置于晋祠宝墨堂内。碑阳刻《夫子庙堂记》，借唐人书迹立碑；碑阴则以“先圣小影”示人，一书一像，互为表里。由于唐代原碑或原画后世已罕见，晋祠这通元代摹刻便成为追溯《先圣小影》一类孔子“真容”的重要重摹实物。

　　此碑在历史上经历过一次重要的迁移。明洪武初，平晋县废，新建太原县学于今晋源一带。洪武六年（1373）动工兴建学宫，至明洪武七年（1374）冬十一月二十八日，地方人士恐宝墨堂倾圮导致石刻受损，将这块碑移置到县治学宫大成殿神座前，以此护持了五百余年。此后宝墨堂渐废，其旧址大致位于今晋祠翰香馆一带。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晋祠设立古迹保养所，这块曾“出祠入庙”的石刻才重新回到晋祠，陈列于碑廊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