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时社会管理体制也发生了极为重要的变革。这种变革主要是强化了国家的行政体系。一方面是以分封的方式使地方的权利与中央的关系更加紧密。其权利来自于王室的分封，而不是其它。另一方面是这种分封的权利体系更加普遍健全。凡周王室能够控制的地区均需分封。这大大增强了国家的一体性。所以人们一般认为周王朝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形成的时期。

　　事实上这种分封的国家管理方式并不是周时才出现。应该在夏或者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存在。尧就是被帝喾封于古唐国的。这就是说在尧时已经出现了“封”的管理方式。不过，在那一时期，分封并不是国家管理最重要的手段。所谓的“帝”控制的地域可能也很有限。尧时对各地方国或部落的控制主要是一种软控制，即凭借其生产力的发达与尧个人道德人格的高尚来影响、吸引其它地区的人们，使之归顺或追随尧至唐国。所谓“协和万邦”，并不是依靠权力或武力，而是依靠道德教化。所以人们认为尧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莫不来朝。大禹治水，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这里所谓的“万国”，并不都是夏禹所封，而是各地众多的部落方国慕禹之威名而来。不过夏时的分土封侯现象表现得更为突出。《史记》就记有“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至商，因于夏礼，就是继承了夏的制度文化，其分封亦多存在。对此，《史记》亦说“契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不过商时各地方国很多，据说有三千。这些方国并不是商所封而成。它们与商王室或归顺、或亲近、或敌对、或摇摆，情况比较复杂。总的来看就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分土封侯的现象越来越突出，王室对其它地域的管理控制进一步向权力体系的完善倾斜。至周时形成了一整套相关的管理体系。

　　这种管理体系最突出的特点是分封制的进一步完善与系统化。武王克商，周代商而立，分封各地。至成王时大封诸侯。在以洛阳为核心的地带，封姜太公于商之盟国薄姑与莱夷，建齐国；封周公旦之子伯禽于商之盟国于奄，建鲁国；封武王之弟康叔于殷墟，建卫国；封成王之弟叔虞于唐，后改为晋。同时，封周召公奭于戎狄集聚的燕地，建立燕国，亦称北燕；封商纣王的庶兄微子启于商之故都商丘，建立宋国。从这些分封来看，周对克商之后的国家治理有非常深远的战略安排。其中以齐、鲁、卫、晋为主体，主要解决的问题是对商之盟国臣民的制约与对北方戎狄的防卫。以燕与宋为其两翼，主要解决的问题是平原地区戎狄的教化，以及商旧都、商遗民的管理。此外，还分封数十个姬姓同族诸侯，炎帝、黄帝以及帝尧、帝舜、夏禹之后于各地，仅这些黄帝族系的封国就有七十余国。此外还有其它族系的封国。通过分土封侯，确立了周王室与各地诸侯之间的权力关系。其数量、布局、地域之广，亦前所未有。《诗经·北山》有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种一统的国家形态正是周时形成的。

　　与此相应的是土地制度的改革，以及税制的变革。周根据距都城的远近划国土为“五服”。其收获用来承担不同的社会责任。如供奉百神，备百姓之用，以及不庭不虞之患，也就是意想不到的灾害之用等。为此，将土地及依靠特定土地生活的庶民授予贵族。土地不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而是属国家所有，由贵族占用，由庶民耕作，并承担国家赋税。这就是所谓的“受民受疆土”之说。其赋税制度是“百亩而彻”，就是每耕种百亩土地交十分之一的税。其基本方式是“井田制”，凡一井有公田，亦有私田。这种土地赋税制度虽然在夏时已出现，商时亦有改善，但至周时才进一步完善普及。

　　晋国为周王室姬姓之国，亦是周核心地带的屏护之地、供给之地，在周之地位极其重要。我们前面已经分析过周成王封其弟叔虞于唐，就是后来的晋，首先是国家战略布局的需要。对北部戎狄，晋有护卫周室之用。对殷商旧民，以及叛乱之诸侯，晋在黄土高原，有凭借地势俯视，实施冲击镇压之用。晋地物产丰盛，农业发达，对周中心地带有供给之用。晋为夏墟，乃夏人兴起兴盛之地，为周人先祖后稷祖地。有夏才能有周。有晋才有先祖。因此，对于周王朝而言，唐也好，晋也好，均有其精神维系之用。

　　在周大约800年的时间内，晋之重要性显现得非常突出。首先是晋地开疆拓土，不仅征服、归顺了许多戎狄之民，而且将原商时方国的大部分纳入周之势力范围。同时，晋以及后来分晋后的韩、赵、魏三国不断向周边开拓，使周之控制地域大大拓展至塞北地带，以及太行山以东的地区。如曾经雄居太行山东西两侧的白狄中山国，势力强盛，但终被赵所灭。其地亦归周。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晋对周之贡献非常突出，大大地拓展了周的疆域与势力范围。

　　晋对周王室的屏护也多有极为重要的表现。西周时厉王无道，奢侈挥霍，防民之口，民不堪其苦，激起各地诸侯与百姓的严重不满，终于爆发了国人暴动。周厉王仓惶出逃至彘，后殁于彘。彘是什么地方？就在今山西霍县。周武王封诸侯时，把自己的弟弟叔处封在霍，为霍国。因其境内有彘水，又名彘。其地与当时的晋为近邻，春秋时被晋所灭。这时的霍国还是一个被周所封的诸侯小国。厉王逃至此，表明彘与其关系比较好，成为周王遇难时的避难之地。厉王废，宣王静立。历史上有所谓“宣王中兴”之说。周宣王攻伐诸狄，多有斩获。但与姜氏之戎的千亩作战时却大败。为补充兵员，“料民于太原”。所谓“料民”，就是清查户口，以便征兵。可见这时的“太原”已为周之倚重之地。

　　西周末，由于周幽王破坏定制，宠信褒姒，戏弄诸侯，被杀于骊山。京师丰镐破，被抢劫一空，尽成瓦砾。周平王立，决定迁都成周洛邑，也就是洛阳，开东周时代。对于国家而言，迁都事大，必须有实力雄厚的诸侯支持。这时为周平王护驾的，主要有秦、晋、郑等诸侯。秦本与周同在黄河之西，地域相连。晋则在黄河之东，本来就有藩卫之责。郑国，先被周宣王封于镐京附近，大约在今之华县。周迁洛阳之前郑已迁于今河南新郑一带。他们对周王室东迁亦有护送之功。周襄王时，王子带叛乱，赶走襄王，自立为王。周襄王向秦、晋求援。晋大夫赵衰认为，求霸莫如入王尊周。周王室与晋是同姓，如果能够尊王护周，就是晋国的资本。晋文公听从了赵衰的意见，派兵把周襄王护送回洛邑，诛杀了王子带等人。周襄王为酬谢晋文公，赐给晋国黄河北岸、晋国南境大片土地。可以说，从某种意义来看，晋国对周王室确有护佑再造之功。

　　东周时，周王室的地位已大不如前。宗法制度被破坏，天子权力被削弱，诸侯之间相互争霸兼并，社会秩序处于混乱状态之中。据说禹会诸侯时有万国。至商时有三千。西周末大概有一百四十余国。东周时，诸侯的兼并更为激烈。春秋时期最重要的诸侯国有齐、鲁、楚、燕、秦、宋、郑、吴、越，以及晋等。后来，晋国被韩、赵、魏三国所分。周烈王二十三年，也就是公元前403年，周王室承认韩、赵、魏为诸侯国，虚晋国。三国分晋，《资治通鉴》所载认为是东周春秋时期的结束，战国时期的开始。这时尚有诸侯国二十多国。但以齐、楚、燕、韩、赵、魏、秦实力最强，是为“战国七雄”。由此可以看出，晋国被分，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这不仅是战国时期开始之标志，亦推动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的转型，促使周时封建领主分封制向多民族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转变。这种转变，是中国社会形态的进步，为之后中华民族的文化凝聚与国家统一开启了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