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晋名家以惠施与公孙龙为最。惠施被视为名家之开山鼻祖，宋国人。曾在魏国为魏惠王相，佐王立法，朝齐结盟。后辗转楚宋终返魏国。他钻研宇宙万物之构成原因，有著名的“物之意”十大命题，体现出深刻的辩证思想，被概括为“合同异”。如“至大无外，至小无内”“南方无穷而有穷”等。其作已佚。另一位著名的名家代表人物是公孙龙，赵国邯郸人，长期为平原君门客。其主要辩题为“白马非马”“离坚白”。公孙龙是先秦时期名家的集大成者，是中国逻辑学的奠基人。他坚持物质第一的唯物主义方法论，亦体现出突出的辩证思想，提出了相对完整的知性认识论与思维方式，建立了知性逻辑学术，是名家上承邓析、惠施，下启墨家与荀子的重要代表。正是他的努力使中国古典逻辑与欧洲形式逻辑、古印度因明逻辑成为世界三大逻辑学体系之一。著有《公孙龙子》十四篇。

　　荀子曾三任稷下学宫祭酒。名家与稷下学派关系密切。其中的宋钘、尹文等均在稷下求学。荀子亦对逻辑学多有关注，著有《正名》等收入《荀子》一书。其主要思想是对当时名辩家“辩而无用”的现象进行了批评，倡导要坚持社会责任。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思辨观，强调名、辞与辩说三者的统一。后人把明清之际的傅山也列入名家之列。这主要是因为他毕其力注诸子之作。其中就有《公孙龙子》四篇，《墨子·大取篇》，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在中国古代逻辑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产生了重要影响。

　　农家出现在战国时期，其代表人物为许行。主张推行耕战政策，奖励发展农业生产。《汉书·艺文志》认为农家“盖出于农稷之官”。晋地虽为粟作农业之发源地，但由于史料对农家的记载散落各处，不见有代表性人物。不过最早的农官应为尧舜之后稷，应该说与农家的出现有相当的关系。《汉书·艺文志》记农家论著有《神农》二十篇，疑为李悝与商鞅所著。神农氏炎帝也曾以晋之中南部，特别是太行山区一带为主要活动地，在此尝百草，教农耕。诸子百家中还有一派为杂家，采儒墨之道，撮名法之要，以道为本，集合众说，兼收并蓄。其代表人物最早者为尸佼，即我们前面所介绍的尸子，魏国人，有《尸子》存世。战国末有秦国之相吕不韦，本为卫国人，在赵国邯郸结识秦国公子子楚，即后来的秦庄襄王，归秦为相。其门人集著有《吕氏春秋》。汉高祖刘邦之孙刘安与门客著有《淮南子》，亦为杂家之重要著作。阴阳家为战国时重要的学派，以提倡阴阳五行学说为旨，具体化了自然世界对人事的影响。《汉书·艺文志》言其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其著作很多，但均佚失。代表人物为齐国邹衍。其论主要有大九州说与五德始终说，为阴阳家之创始人。邹衍曾在稷下学宫游学，至魏国受到魏惠王郊迎，之赵国，平原君以宾主之礼待之。著有《邹子》四十篇。小说家亦为诸子百家之一。《汉书·艺文志》认为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也。专以记录民间之事。其代表人物为西汉洛阳之虞初。因汇编小说家之作《虞初周说》九百篇而名。《汉书·艺文志》集小说家著作十五种，可能与晋地有关者如《伊尹说》《师旷》《务成子》《黄帝说》等。然不确。

　　春秋战国，正是中国从周初之一统时代分崩离析，重建中华的历史时期。顺应时代之发展要求，中华大地出现了百家争鸣之势。各种学派各重其说，此消彼长。其中的道家以探讨宇宙自然之运行法则为主，并在此前提下探讨人生的意义，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是百家立论的思想基础，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本。各家均强调自己的学说与道之关系，或从道出发进行讨论。儒家虽然主要是探讨人的行为以及社会关系的学说，但其出发点仍然是道。由于其积极的治世思想与理想化的社会、人格构建，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标志。道、儒两家对中华文明的构建影响至深。而法、墨、名、兵、农，以及纵横、阴阳、小说诸家等均从某一层面来关注社会，影响不一。其中的法家强调以法为本，虽并非从自然与社会的本源来讨论问题，但其与道家之关系十分紧密，与儒家积极的治世思想具有一致性，在实践中产生了积极的成效，对中华文化之构建影响深远。墨家在初兴时影响颇大，与儒并称，后逐渐销声匿迹。同时，各派之间相互影响错杂，或一身而为多种学派，显现出当时不同学术思想之间的影响交融非常密切。更重要的是，这些不同学派的出现构成了中华文化价值体系的完整形态，为中国人不同人生境遇找到了价值支撑，形成一种互补互用的结构。而这种结构从精神情感层面使人能够找到归属，并延续生命存在的意义。这一点与世界其它地区民族的价值体系是非常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