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可期

　　彭哲

　　“未来可期”，40多年前，我秉承着这句话，走过了高考放榜前的“真空期”，并挺过了落榜后的那段痛苦日子。

　　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正在太原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当木工学徒。虽说我是高中毕业，但当年高中时期未能坚持学习，且又毕业多年，只能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情走进了考场。

　　两天的考试结束了，我预感自己发挥不好，被录取的希望不大，估计还得干几年学徒工，还得应对学徒期满的考核。于是高考结束后的第二天，我就硬着头皮到工地上班了。

　　见了工友，我没吭气，只是一门心思干活，以转移自己和别人的注意力。工友见我脸色颓丧，有关心的，有劝导的，当然也有说凉话的。我心里还有一丝希望没有破灭，整日里焦急地等待着放榜的时刻。

　　白天上班工作累，心里倒是也顾不上乱想，可是晚上下班回到家里，心中的焦虑却又让我茶饭不思，坐卧不安，幻想着那高考录取通知书，想着那大学校园的大门，还有那窗明几净的教室……家里人看我整夜整夜地辗转难眠，长吁短叹，知道我的心事，于是鼓励我：“与其焦虑万分，倒不如再拿起课本来看看，争取明年再考。”我一想，的确如此。于是晚上下班后，略微休息，便继续拿出课本复习。就这样，我白天上班，晚上复习功课，把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二十几天的“真空期”很快就过去了，我最终没有接到录取通知书，但我已经有了良好的心理准备，所以没有感觉到我的世界有多大的灰暗。

　　第二年可以报考中专，我主动降低了目标，考上了太原师范学校。之后，我又不懈地复习、考试，终于考上了成人大专，圆了我的大学梦，做了一名中学教师，后又跻身于机关单位。那些年，是“未来可期”的信念一直支撑着我的精神，为我激发前行的力量。

　　快乐时光

　　胡春燕

　　1982年7月，三天的高考结束了，那个假期便成了我最开心快乐的时候。 

　　十年寒窗，终于可以放下紧绷的弦儿放松心情了，那年我16岁，和所有青春年少的同学一样，沉浸在玩乐中，书包扔一边再也不想翻一下书本。我可以光明正大问我妈要钱，约同学去解放电影院看电影，买平时买不起的杂志《大众电影》。那时我在学校算不上好学生，家长对我的要求似乎也没有那么高。那一年我们高考升学率大概只有17%，所以我心里也早已经是“一颗红心两手准备”了。 

　　那个夏天，我在家最喜欢的是收听电影录音剪辑，我和同学陈燕疯狂地喜爱上配音演员，诸如刘广宁、李梓、乔榛、童自荣、毕克等，太多太多的配音的电影将我带到另一个美妙的世界，那磁性的充满感情的配音让我们听得如痴如醉，回味无穷。 

　　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还去妈妈所在的印刷厂小集体干了些许日子。做计件工人很苦，永远完不成任务，即使姐姐常来偷偷帮我，我也是完不成。但那个时候我学会了装订、折页、刮板数纸、包装等程序，熟悉了印刷厂的流程，知道了无论什么工作都有不容易的地方。

　　很快，一个多月就这样过去了，成绩出来，我没有考上大学，只考上技校，但那个专业还是我极不喜欢的，我纠结去不去报到。矛盾中，妈妈给我找了一个化工系统的指标，我于是毅然去报到上班了。先在小集体工作，同年10月，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工厂，成为一名国营企业的正式工人。

　　三上考场

　　阿峰

　　1980年3月，高考前最后一学期，我们太原六中让同学们选读文科还是理科。父亲说:“国家要建设现代化，理科应用更广，上理科吧。”我虽偏于文科，还是听了父亲的话。结果考砸了，数理化没一门上60分，铁定上不成大学。我心情十分沮丧，唉声叹气，愁眉苦脸。那时招生叫“一条龙”：本科、专科、中专、技工，从高到低录取，最终我的分数只够上技校。

　　父母看见我难受，便让我姐、我妹陪我去临汾散散心。大伯和伯母接待了我们仨。叔伯兄弟姐妹带我们去看鼓楼、逛尧庙、瞻仰铁佛。转悠与说笑之间，使我沉重的心情变得轻松。大伯还单独带我去人民公园谈心。曾经为志愿军做手术荣立战功的大伯对我说：“1948年，你父亲到临汾上初中，敌机来轰炸，有的同学跑回家里去，你爸没回洪洞县咱村子里，而是坚持上学。那该有多危险，各方面也艰苦。现在条件好，你想去补习，去就行了。你这么年轻，没啥可怕的，大不了再来一次。”几句话让我心情有所好转，可我还是嘟囔道：“就是感觉丢人。预选成绩不错，父母寄予希望，老师和同学都认为我可以，谁知道就考成个这？”大伯拍拍我的肩膀，说:“考试不太如意，这不丢人。孔子周游列国有多难？司马迁有多难才写成《史记》？遇到点挫折不算啥，大不了重来。”我点点头，带着轻松的心情和坚定的信心回到太原。 

　　1981年7月，我第二次参加高考。预选时70名同学中，我成绩第一。然而，正式上考场又考砸了，分数仅够上中专。走不走？我在痛苦中犹豫起来。不想总在家吃了睡、睡了吃，我向父母要几块钱，骑自行车去远一点的地方。这次去崛山围山观山景、看壁画，下次去晋阳湖欣赏湖水荡漾、湖面夕照，在湖光山色中忘却烦恼。再想一想，母亲在50年代就考上山西师范学院体育科(山西大学体育系前身)，我80年代反而考不上个大学？不甘心呀。于是，9月份便去18中文科班补习了。

　　1982年6月，过度劳累使我得了急性黄疸肝炎，住进二六四医院。出院后第三次上了考场。这次考完，我没有太多压力，已想好不管考上什么都去上。结果，本科录取线是390分，我考了381，拿到太原师专的录取通知书。开学前，我在迎泽公园约会了已通信两年多的初中同学小芸。早在我第一次补习时，她已考入山西大学外语系。她给我来信称赞我不服输的拼搏精神，并托人送我一本外语复习资料，鼓励我保持信心。我发誓考不上大学就不与她见面。这下终于可以见面了。我们畅谈着个人理想，在表达爱情中也加入了不负青春的决心。当夕阳映照在迎泽湖面时，我们才依依不舍地分手。

　　翻过这座山

　　米玲

　　1981年夏天，在太原第27中高二农医班（相当于快班）毕业前夕，我预选合格，得到了高考指标。

　　我们那一届的毕业生特别多，因此要求提前进行预选，领到预选合格证的同学才能参加高考。同学们当中，预选合格者寥寥无几。当时高考招生规模小，大专院校少，而参加高考的人数特别多，有人形容高考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高考进入了倒计时冲刺阶段，妈妈心疼我每天开夜车备战高考，当我取得了“预选合格证”后，她买回三瓶罐头，告诉我，在高考的那三天，可以一天吃一瓶罐头。

　　我和同学们是在太原六中参加高考的。记得高考那几天，就像是平时在学校参加劳动，家长用“猪腰饭盒”给我带好午餐，要说特殊待遇，便是享用一瓶甜爽冰凉消暑的罐头。

　　当时小学实行5年制，初中3年制，高中2年制。我5岁半上小学，在不到16岁时，我已经高中毕业，并参加完高考。

　　接下来，是预估分数、填报志愿，由考生按照估分“一条龙”填报，要求大学、中专、技校，同时填报。自己感觉是考场“败将”，所以并没有认真填报，最终名落孙山。

　　经过争分夺秒冲刺高考，又经历了落榜的打击，结束战斗后显得身心疲惫。见我整天无所事事，空虚无聊，不和任何人交流，邻居静萍阿姨不敢问我考试成绩，只是把她家钥匙给我，让我去她家看电视，去看我喜欢的节目《follow me（跟我学）》，她鼓励我继续努力。

　　就在这个时候，母亲单位招收一批“小集体”知青队员工。许多同学报名参加工作，我非常羡慕他们走向社会，自食其力，还能挣钱补贴家用，便毅然决然地要报名上班。就这样，16岁的我收藏好预选合格证，参加了工作。为了继续看电视，学习《follow me（跟我学）》，我主动要求到锅炉房拉平车、烧锅炉，虽然这种活计又脏又累，但我可以利用三班倒的时间学习。第二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山西电机技校，学习机械制造专业。

　　我的高考不觉已过去41年了，岁月苍老了我们的容颜，冲淡了我们的人生坎坷。回想人生历程，我虽然没有考上理想的大学，但在参加工作以后参加了成人高考，通过不断努力，取得了本科毕业证书。

　　每个人的人生都是进行时，不是完成时。我想说，对于高考，你只需要怀着努力的心态完成这场考试。无论高考成绩怎样，都不影响你翻过这座山继续兴致盎然地与世界交手，走在开满鲜花的道路上。

　　与孩子共度特殊时期

　　李汝骠

　　高考过后，录取之前，确实是一段特殊的时期。我的三个子女先后经历了高考，度过了这样的一段日子：苦涩、焦虑、等待、期盼、兴奋，五味杂陈。

　　大儿子是1981年参加高考的，考后估分成绩不理想，孩子情绪不佳，内心愧疚。我对孩子语重心长地说：“今日的失利，都由于过去的不够努力；今日的努力，必换来将来的大收成。只要你愿意，咱们可以再补习一年。”为了转移孩子的情绪，我对他说：“学校给咱家分配了一套三居室新楼房，离咱现在的家不远。”大儿子立刻转忧为喜说：“我找上几个好朋友，帮咱们搬家吧！”劳动的汗水稀释了大儿子的懊悔与痛苦。高考成绩揭晓了，大儿子录取到太原师专。他记住了我说过的话，后来他自学了本科课程，又考上了山西大学硕士研究生，40岁时，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如今已成为一名学者型的大学老师。

　　1983年女儿高考结束，考得不错，但在两所北京重点大学与专业间纠结着。女儿很有主意，她一边思考一边对母亲说：“我们拆洗被褥吧！”女儿帮助母亲把被褥拆洗得干干净净。女儿又问我：“心理学是什么专业？”我尽自己所知，介绍了国内外心理学专业的现状和发展前景，大儿子也介绍了有关情况。女儿听得十分专注，最终在太原考生中只有她一人被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系录取。后来又读了博士，做完博士后，被电子科技大学留校，如今已是心理学专家教授了。

　　1988年小儿子参加了高考，高考以后就是估分环节。当时填报志愿是在高考分数公布之前。经过三次估分再加以平均，得出最后估分，作为填报志愿的依据。成绩比较理想，全家人都很高兴。志愿有两个选项：一是北京大学数学系；一是北京交通大学无线通讯工程系。最后我把选择权交给了小儿子，他经过两天的考虑，最后选择了比较稳妥的后者，然后就参加了勤工俭学劳动，为自己挣上学费用。如今小儿子在华为任高级工程师。

　　回忆三个孩子高考以后度过的特殊时光，当时的家庭条件不可能让他们出门旅游、聚餐、疯玩，只能是进行自我总结和选择，只能是让他们通过参加劳动得到生活的历练，从而较好地规划了未来的发展蓝图，走上了健康成长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