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植物要生存，离不开一定的环境。环境严苛到什么程度才会成为生命禁区，人类目前似乎还没有研究透。人们知道的是，撒哈拉沙漠里的干渴、南极洲冰盖下的寒冷、马里亚纳海沟底的重压，都没有阻止生命的繁衍。或许，“活”是生命的核心，“贱活”是生命的本质，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余华《活着》中的主人公福贵来。

　　微生物、植物、动物，都有极其“贱活”者。不同生物之间，甚至同一类生物之间，都无法用单一标准比较“贱活”程度。比如，播娘蒿要比狗尾巴草发芽早，狗尾巴草要比麦蒿耐霜。

　　洪洞人说“贱活”，用的是综合评判法，既看单项指标，也看综合效果。比如，杂草比田禾苗“贱活”。种庄稼，杂草挤到庄稼地里抢肥夺水葳蕤一片，田禾苗只有瞪一瞪黄眼、勒一勒裤腰带、有进气儿没出气儿的份儿。杂草里最“贱活”的要算前半年生长的播娘蒿，后半年疯长的马唐、稗子、马齿笕、牛筋草。树木里头，用材林比经济林“贱活”，比如，杨树、槐树比桃树、杏树、苹果树好伺候，至于柳树，那是树木中的超级“贱活”者。

　　洪洞人也对身边的动物进行“贱活”打分。一般情况下，狗的得分高于猫，马、牛、骡子低于驴。一种动物成本低、风险小、易饲养、耐遭磨，就会被洪洞人归入到“贱活”下。当然，动物的“贱活”与否，其着眼点仅在于是否好养活。养了狗，不会指望家里的老鼠销声匿迹；赶着毛驴，不眼热身边疾驰的快马，毛驴更善驮。

　　洪洞人也经常将“贱活”用于人，比如“人老说这‘贱活’、那‘贱活’，实际上，天底下人最‘贱活’了”，这时候的人只是集体名词，不能专指某人。在洪洞人眼中，穷人家的孩子比富人家的孩子“贱活”，迟钝些的人比聪明人“贱活”。这从俗语中可以看出来，比如“娃娃安，受饥寒”，穷人家的孩子更易受饥寒；憨的癫的，撑得滚哩”，“撑得滚”就是“贱活”活生生的画像。

　　人的“贱活”不同于动植物。动植物的“贱活”，只需要看谁能更适应恶劣的生存环境；人的“贱活”更考验的是精神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