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龙山石窟第8窟是天龙山唯一的中心塔柱窟。中心塔柱是佛教洞窟的一种表现形式。据北京大学教授宿白研究，中国的石窟可分为七类：窟内立中心塔柱的塔庙窟、无中心塔柱的佛殿窟、主要为僧人生活起居和禅行之用的僧房窟、塔庙窟和佛殿窟中雕塑大型佛像的大像窟、佛殿窟内设坛置像的佛坛窟、僧房窟中专为禅行的小型禅窟（罗汉窟）、小型禅窟成组的禅窟群。宿白先生又根据洞窟形制和主要造像差异将石窟分布分为四大地区，新疆地区、中原北方地区、南方地区和西藏地区。天龙山第8窟所在的太原位于中原北方地区，其洞窟形制就是宿先生所说的第一种即窟内立中心塔柱的塔庙窟。

　　第8窟中心塔柱为方形，四面通壁各开一龛，有圆拱龛和帐形龛两种，龛内各雕一佛二弟子。中心塔柱四面龛内的主佛造像究竟是谁？考古专家李裕群先生认为应是四方佛。另外，窟内北、东、西三壁各雕有一佛像。这样整个洞窟就构成了当时十分流行的十方三世佛题材。

　　关于中心塔柱石窟，宿白也曾经说过：“值得注意的是，洛阳地区的塔庙窟与佛殿窟出现了分地开凿的现象。这种现象，在此后的东魏、北齐得到了承袭：接近邺都的鼓山石窟（包括南北响堂山石窟和水浴寺石窟）皆是塔庙窟，而晋阳西山的崖壁俱凿佛殿窟。西魏、北周似乎也有这种情况：秦州麦积崖都是佛殿窟，而原州须弥山多塔庙窟。”这是指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与洛阳地区的石窟造像之间既有传承体系，又各有特点。由此可见，隋代天龙山第8窟与洛阳地区的塔庙窟也有着传承关系。

　　敦煌研究院研究员赵声良认为敦煌的“中心塔柱窟的形式流行于北魏至北周时期，至隋代可以说接近了尾声”，唐代及以后就不多见了。天龙山石窟只有第8窟是唯一的中心塔柱窟，也证实了这一结论。

　　天龙山第8窟中心塔柱上面的雕刻内容异常丰富，非独中原文化因素。其中心塔柱四壁横枋上正中雕饰莲瓣托火焰宝珠，两侧为仰莲、火焰宝珠、山花蕉叶相间；东壁横枋壁面雕饰连珠纹；中心塔柱东壁佛像左手置于左腿上，掌心向下，手捏大衣衣角，右手置于左足上，掌心向上；南壁左侧弟子左手下垂，执一长颈净瓶等，这些都是中西文化交流之后出现的纹饰，甚至就连中心塔柱本身，都是外来文化因素影响的结果。笔者在莫高窟考察时多次发现，这里的许多隋代洞窟佛塑像上都有丰富多彩的连珠纹，亦有许多左手执净瓶的菩萨塑像，追本溯源，这些元素均来源于波斯和印度。横枋上的火焰宝珠、山花蕉叶更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这些都足以证明，隋代太原地区也是丝绸之路东西交流的一个核心地带，如果拿此窟与太原虞弘墓出土的相关文物——石棺石椁的祆教元素来比较，虽然文物品类不同，但文化元素、文化内容均为外来。可以说，二者无疑都是隋代太原地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代表性器物。十六国北朝时期，粟特等相关胡商、胡僧往来不绝，多数在晋阳地区扎根繁衍生息，一并带来了他们的信仰和习俗，这些文化元素，那时就已经融进了中华民族的血液，相互影响之后，最终在第8窟的中心塔柱雕像上得以完美体现，给我们带来艺术的震撼。

　　天龙山第8窟能体现中西文化交流的内容不仅有中心塔柱，其面阔三间的仿木构前廊也颇有文化交融特色。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中指出：“齐石窟之规模虽远逊于元魏，然在建筑方面，则其所表现、所予观者之印象较为准确……仍富印度风采。”虽说的是北齐，但隋代亦是如此。天龙山石窟第8窟的中心塔柱还有很多未解之谜，需要进一步深入地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