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彦擅长在作品中刻画小人物，《装台》依然具有这个特点。　　小说主人公刁顺子踏实肯干。他在外面点头哈腰招揽生意、没日没夜地卖苦力赚钱，回家又得面对亲人之间似乎毫无休止的争吵。他只得竭尽全力、趔趔趄趄地推着生活往前走。　　刁顺子的形象来自陈彦对小人物的关注。他看到过很多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如刁顺子一般，需要面对生活压力、家庭关系等种种问题，内心压力可想而知，却仍然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和韧性。陈彦说：“关注小人物首先是因为作家只有写自己最熟悉的生活，才可能写得更好。像《装台》里的小人物形象，都是生活的赐予。我在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工作的时候，大院对面每天都有2000多名进城务工人员潮水般涌动，一天、两天，一年、两年，甚至十年、二十年，这些人还在这里聚集不散，我就不能不去关注、思考他们。这些人、这个城市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都发人深思。每一个大城市都有上百万甚至几百万的建设者在背后支持着，但多少年他们跟城市都相安无事。我觉得这些人在生命精神上肯定有值得深切关注的东西，因此就下功夫做了些社会调查”。　　有件事令陈彦记忆深刻：　　“当时戏曲研究院的屋檐下住了大约有三十几个进城务工人员，每天晚上在那里打地铺睡觉。有一个作家很厚道，他冬天买了被子，去给这些人分发，在分发的过程中，其中一个人一下子吼了起来：‘你凭什么给我这个，你把我当要饭的了是不是？告诉你，我不是要饭的！拿走，快把你这玩意儿拿走拿走！’这件事对他刺激很深，对我刺激也很深，我觉得有非常丰富的人世间的道在里边，许多都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需要我们深入地去切片认知，从而勘测这些人的人性、他们的精神世界，以及这个时代的本质演进特征，等等。”　　因为工作关系，陈彦经常会到全国各地出差，见过不少城市的风景，“看一看我们居住的城市，漂亮的高楼大厦，城市的美好，其实就是一批又一批的‘装台人’搭建起来的。我们应该对他们有一份尊重”，“一个城市是一个舞台，人生也是一个舞台，那种底层基座式的牢固不可缺少”。于是，就有了《装台》。　　关于语言，陈彦认为，作家一定要对他所要写的对象进行深入的社会调查，所谓好的语言，就是生活全息形态的折光。语言本身是材料，对于文学来讲就是构建的材质，因为材料选择不清晰，或者对材质了解得不够透彻，搭建的作品就不会好。因此陈彦始终觉得一个作家需要有自己的一块土地。现在不太注重田野调查了，尤其有了计算机以后，基本上都是计算机解决所有问题，其实我们知道有些东西是不准确的，或者，我们通过检索获得的已经是别人进行了数千次、数万次过滤的知识和感觉。而艺术尤其是文学，需要有毛茸茸的第一手材料、第一直觉，一个作家要写好一部作品，必须扎进去深入研究很多年，才敢有所发言，他的语言才可能是一种自己和别人都喜欢的样式。要回到常识、回到源头去研究。　　“知识爆炸的时代，随时一点鼠标，仿佛什么都知道了，的确是好事，但是对于文学艺术来讲，不一定是好事。它让我们变得懒惰、盲从和误以为是，对于要写的对象，我们了解得并不深刻，我们需要浸入到生活里，浸入到这片土地的骨髓里，才可能获得表象的语言和内里的质感效果。”陈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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