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见到先生，是1983年的金秋时节。那一年，我第一次参加高考，由于英语一科的成绩太不理想，虽然总成绩刚刚超过本科分数线，但还是被录取到校址位于吕梁地区离石县的“山西师范学院吕梁师专班”。这就是说，我虽然美其名曰考上了大学，但等待着我的这所大学，却名不副实，还仅仅只是依托于山西师范学院的一个师专班。由于学校的具体位置紧靠离石县后瓦村的缘故，校友们后来便不无自嘲与戏谑意味地把这所学校称为“后瓦大学”。我与李旦初先生最早结缘，就是在我刚刚步入大学校门的时候。

　　后来才知道，即使是这所在当时包括我们学生自己都未必瞧得起的大学（也即“师专班”），它能够诞生在偏僻的吕梁山区，其实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这个“师专班”的主要创办者之一，就是我的恩师李旦初先生。与国内那些赫赫有名的大学相比较，这个“师专班”端的是太不起眼，它的出现，却从根本上改写了吕梁地区的教育史。其重要的意义绝对不容低估。

　　就在我入学后的第二年，也即1984年，山西省人民政府正式批准了吕梁师范专科学校的建制。这样一来，原来看似名不正言不顺的“师专班”，也就正式成为一所建制内的师范专科学校。学校的首任校长，就是在原来的“师专班”担任教导主任的我的恩师李旦初先生。说是恩师，没有丝毫的夸张之处。那个时候的先生，虽然承担着学校的主要行政工作，但在繁忙紧张的行政工作之余，却千方百计地挤时间出现在教学第一线，承担中文系的主干课之一“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任务。我对于中国现代文学这门课程最早的粗浅了解，就直接来自于先生。又或者说，我个人之所以后来能够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尤其是当代文学研究方面取得些许成绩，与先生当年在课堂上的引领有着紧密的内在关联。数十年时间过去，先生授课时的满口湘音与激情澎湃，依然历历在目。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正式调入山西大学工作，由于先生已经在省城扎根多时，我更是从各方面得到先生的悉心关照。难以忘怀的一件事情发生在1998年，山西省作家协会的换届之年。那个时候的先生，退休将近十年，精力充沛的他依然活跃在省城文艺界。应该是在大会正式召开之前省直会员的一次筹备会上，那次会议的主旨之一，就是提名推荐候选的作协理事名单。先生在发言时不仅专门强调应该在理事候选人的确定上重视文学批评领域，而且还直接点名，要求把时任太原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的傅书华和我，都列入到候选名单之中。至今想来，能不能成为作协理事事小，但先生那一番奖掖提携后进的拳拳之心，无论如何都不容罔顾。

　　作为先生入门弟子的我，虽然没有能力全面总结先生一生的功业，但在这里还是试图做一点不自量力的勉力概括。

　　第一，先生是一位非常成功的教育家。尽管期间偶尔也会有被迫离开教育部门的时候，但从总体上说，他终其一生都把自己最主要的精力投身到自己所钟爱的教育事业之中。从最早在晋中教育学院任教，到后来创办了吕梁地区第一所大学，再到后来调入山西大学担任常务副校长，先生的一生可谓是育人无数，桃李满天下，门生遍三晋。先生别有洞见的教育思想，是非常值得后来者认真挖掘研究的。

　　第二，先生是一位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的优秀学者。且不说受教育部委托，他先后担纲主编了全国师专学校通用的《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两本教材，单从他个人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也有不少可圈可点处。早在1980年代初期，先生就分别有《“艺术首先必须是艺术”——创造社前期文艺思想重评》《“左联”时期同“自由人”与“第三种人”论争性质质疑》以及《“五四”新诗流派初探》等三篇重头文章发表在那个时候在学界影响极大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对于一个置身于偏远山区的学者来说，是极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文章中，先生表现出一种难能可贵的挑战既定学术格局的创造性思维方式。先生这些论文的生成，一方面固然与他个人非同寻常的才华脱不开干系，另一方面，也是当时积极鼓励思想创新的改革开放时代的结果。正是以上这些文章的集中问世，奠定了先生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重要地位。

　　第三，先生又是一位在古体诗词尤其是散曲创作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的大曲家。从山西大学常务副校长位置上退下来的先生，很快就适应了他的晚年生活。这其中，值得我们予以特别注意的，就是先生的散曲创作。或许与先生的某种天性不期然间契合的缘故，我们发现，先生的散曲创作不仅合辙押韵，完全合乎散曲的艺术规范，而且，难能可贵的一点是对现实的关注。

　　先生虽往矣，但盖棺论定却不是我辈小子所能够承担的事情。以上挂一漏万写出的，不过是后辈学子的我，对李旦初先生的一点粗浅认识。尽管言不及义处多多，但一片拳拳之心，唯苍天可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