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舅舅领着她，从迎泽公园东门往里走，就到了“少年之家”。去了才知道，当时看中她的是刘届远老师，而刘老师说的唱歌跳舞的地方就是著名的“红少年”文艺宣传队。

　　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一群热爱文艺的孩子们，因为不同的机缘陆续聚集在由太原市南城文教局成立的校外教育活动站（后改名“少年之家”）。在刘届远、申林秀、郭秀峰等辅导老师的带领下，“故事组”“武术组”合并，四处找来乐器成立了乐队，组成一支由小学生为骨干的文艺演出队。

　　前后加入宣传队的孩子们有60多人。从开始的学习唱歌、快板、弹琴、练功、跳舞、演讲、练习剑法，到后来的排练、组织整台节目，然后到厂矿、农村、部队等处演出，“红少年”逐渐在太原有了名气，也为这些有着文艺特长的孩子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们长大后，大多成为工厂、部队、机关单位的文艺骨干，最著名的当是歌唱家阎维文、主持人任志宏。

　　1969年，南城区的“红少年宣传队”“新少年宣传队”和北城区的“红艺兵宣传队”合并，成立了“红小兵宣传队”，后来又改为“红小兵歌舞团”，也就是“太原市歌舞团”的前身。

　　那段时间，下午几乎都不上课。宣传队一周至少活动三四次，排节目期间要求大家天天去。宣传队的演出服装是统一的军装。那时人们家里都穷，买不起服装，家长和老师想办法找部队要军装，老师再根据每位演员的身材改一改，就勉强能穿了。马群穿的军装是姨姨给她改的，改完了还显大，再系上军用宽皮带，皮带是成人的，特别长，能绕着她的腰转两圈。皮带系得很紧，卡得她肚子疼，但是为了好看，她只能忍着不说。《白毛女》中喜儿的服装是老师把家长给的红布剪了做成的演出服。鞋是自己掏钱、由老师统一购买的白色体操鞋，两块钱一双。平时不舍得穿，怕磨坏，只有到外面演出时才穿。平常在宣传队活动，马群穿着姥姥做的格格布鞋，可好看了。

　　在“红少年”文艺宣传队的三年多里，马群除了报幕、独唱，会在第一次返场时演唱《北京的金山上》，第二次返场会和另外一个小女孩演出童声二重唱《在那金子的山上》。其他时候则是哪里需要就出现在哪里。比如大孩子们在前面拿着葵花跳《朵朵葵花向太阳》，她就和其他几位小朋友在后面转伞，当背景。每次演出，观众都掌声不断，她沉浸其中，乐此不疲。

　　“红少年”文艺宣传队一整台节目包括十几项内容，包括快板、小合唱、舞蹈、表演唱、小话剧、数来宝、三句半，其中有大姐姐们表演的《洗衣舞》、大哥哥们表演的《磨刀舞》、男声合唱《一手拿镐、一手拿枪》、样板戏舞蹈片段《北风吹》《窗花舞》《万泉河水》、舞蹈《草原英雄小姐妹》等。

　　随着时间推移，宣传队里专业出色的哥哥姐姐们都被部队文工团、歌舞团招走了。1970年，只上了四年半小学的马群，跟随宣传队一部分人进了五中上初中。她进了五中宣传队，还是报幕员。五中有专门的音乐老师给宣传队做指导，马群还记得其中有毕定功老师管乐队，郭启梅老师负责编节目。演出的节目中，《姐妹们喜晒战备粮》《货郎与小姐》特别受欢迎，当时山西大学艺术系老师进行了专业指导。

　　进了中学，对课业要求严了，学校规定不得因为演出而误课。幸好当时学校宣传队和体育队的学生全部住校，把路上的时间省了出来。由于学校对宣传队员有特殊政策，马群顺利地在五中上了高中。1973年毕业后，有了正式工作，她慢慢淡出了舞台。

　　在“红少年”的经历，让艺术成为她生活里无法割舍的一部分。2003年，她和朋友合办了一所音乐学校，自己当声乐老师，一直坚持到现在。她还应邀在三个合唱团担任指挥。为了提升指挥水平，她到山大音乐系进修学习，还去北京学习了半年，通过考试取得“国家一级指挥证书”。她在手机、电脑里下载了大量音乐、合唱视频，有空就琢磨。她自嘲地说，别看我做家务不行，记忆力欠佳，但一见乐谱，一拿上指挥棒，人就机灵起来了。

　　马群拥有三把琴，其中两把小提琴，一把是姥姥家传下来的，一把是自己十一二岁学琴时候买的，还有一把电吉他。虽然这些演奏技能她从来没有在舞台上展示过，却温暖了她的闲暇时光。

　　马群说：“我今年63岁了。我想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传承美好的艺术，体现一个人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