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窟外左侧岩壁隋摩崖功德碑，是天龙山石窟唯一在原地留存至今的碑刻文物，高222厘米，宽76厘米，厚30厘米。碑首雕螭首，中部刻圭形。碑身部分铭文满刻20行，每行35字左右。碑座部分残损，不见龟趺。碑已风化严重，铭文多有漫漶，难以识别的占全文三分之一左右。

　　此功德碑碑文记述了在社邑组织下的隋初功德主并力开凿石窟、举行祈福活动的缘起和过程，为研究该窟的艺术特征和历史价值及全面研究天龙山石窟提供了基准坐标。碑文内容大体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叙述佛教教义和北朝佛教发展，第二部分是造像缘起和颂辞，第三部分是功德主名单。

　　“重崖之上，爰有旧龛，镌范灵石，庄严净土。”碑文中提到，崖壁上已有旧龛，应指东魏、北齐时期所开各窟。碑文以崇敬的语气描述，认为这是在营造“庄严净土”。

　　北朝末年，北周统一北方后在原北齐地区施行灭佛政策，使佛教遭到空前打压。隋文帝代周后，大力倡导佛教，各地佛教寺院大力兴建、复建，社会各界也非常热衷举行佛事活动。这一社会现象正是天龙山第8窟开凿的历史背景。

　　从碑文中可知，隋初数年间，刘瑞等人组成类似公益组织的开窟社邑，功德主30余人合力完成这座天龙山罕见的中心塔柱窟。落成之时，功德主和各方信众，召开庄严而热烈的盛大法会。碑中名单身份众多，有功德主，有组织者，有负责具体事务的责任者，有参与者，分工细密，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社会对开窟活动的重视，以及为达到发愿目的而进行的缜密安排。

　　发起人刘瑞等5人可能为并州地区的军府军官，具有浓厚的军事背景。为表达对初建隋朝的拥戴和效忠，他们寻东魏、北齐以来石窟旧迹，合力开窟于天龙山。这类驻军参与佛事活动或是当时的普遍现象，可见佛教在隋初军事系统中产生的广泛影响。

　　功德主群体，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虔诚的信仰和雄厚的物质基础。他们拥有的官爵名号有仪同三司真定县开国侯、县君、都督、别将、幢主、典录史、都录等。“成睾县君李敬妃”是功德主名单中唯一可明确认定的女性，应为刘瑞之母或妻子。

　　功德主名单中，有20多个姓氏，分布较广，其中的乌丸□□（□为原文缺字——编者）应来自乌丸，和氏系鲜卑素和氏所改，有些单姓也很有可能为胡族后裔，可见功德主的民族组成颇为复杂，在汉人之外，有来自匈奴系、鲜卑系、粟特族群等北方和西域主要胡人族群的后裔，这也说明，第8窟的兴造是胡汉各族佛教信徒的联合行动。

　　隋初是民族融合的高峰期，在中古民族融合的重要舞台——山西汾河流域，北朝后期民族大融合进程中佛教信仰的社会普及发挥了加速剂的作用，天龙山第8窟摩崖功德主名单是一份重要的实物史料证据。

　　2020年12月，第8窟北壁主龛佛首回归；2021年7月24日，佛首回到故土。这一盛事对促进对第8窟的研究乃至天龙山石窟研究均有重要意义。解读幸存原址的摩崖功德碑，正当其时。得以部分还原开窟缘起、时代风貌，中古历史和艺术因一段细节的再现而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