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简洁”还是“冗长”，不管“傲慢”还是“平易”，任何风格都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的形式问题，我们从形式入手，就会发现它们往往还区分着不同的“写作人格”与“文化伦理”，这也是我学习理解小说“思想性”的前提。

　　谈论抽象的“思想”，容易导向空洞，于是我们被迫过多地谈论技术与风格。因为相对轻易，这种“被迫”的谈论又往往会显得夸夸其谈。那么，稍微有效并且不那么空洞与夸夸其谈的方法，也许是：我们最好扭着技术与风格，如同押着犯罪嫌疑人一般的，让它们去指认“思想”的现场。

　　就小说的外在风格而言，我们往往是从语言开始判断的——简洁与冗长，直接与繁复，平白与玄奥，等等，这些对立的文风，在我看来，也许正是指认小说家内在“思想”的基本线索。毋庸置疑，冗长或者简洁，都可以写出好的小说，但我们需要从中找准“好”的理由——打动我们的，绝非只是形式上的不同，而是因了形式的不同，萦绕其上的某些东西，更为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审美。

　　说到小说的“简洁”，大家几乎都会想到海明威。他以一种“语录体”一般的方式在写作。这种风格背后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哲思性的大脑，并且，此类作者还需要有一点点的精神“傲慢”，认为自己是要说出真理来教导人的，也不免会有某种率先掌握了真理的沾沾自喜与理直气壮。

　　如果在现实生活中，这么自以为是一定是会遭到否定乃至批判的，但在创作中，小说家形成自己的风格，在写作中抒发自己高蹈的气质，是会被允许乃至褒扬的。而且，这些先知一般吐出小金币式的“金句法”，也确有迷人的文学魅力。然而，如果我们从这种看上去外在的“金句法”中仔细辨认，其内在的“思想”便也隐约可见了，那便是我所说的精神“傲慢”与“教师”自认。

　　与“简洁”相反，当然就是“冗长”了。就此我想到了刘震云。在我眼里，刘震云简直就是“话痨形”作家的代表，同时，也是深谙中国式智慧的一位前辈。

　　杨百顺十一岁那年，镇上铁匠老李给他娘祝寿。老李的铁匠铺叫“带旺铁匠铺”。铁匠十有八九性子急，老李却是慢性子，一根耙钉，也得打上两个时辰。但慢工出细活，这把耙钉，就打得有棱有角。饭勺、菜刀、斧头、锄头、镰刀、铲头、门搭等，淬火之前，都烙上“带旺”二字。方圆几十里，再不出铁匠。不是比不过老李的手艺，是耽误不起工夫。但慢性子容易心细，心细的人容易记仇。老李是生意人，铺子里天天人来人往，保不齐哪句话就得罪了他。但老李不记外人的仇，单记他娘的仇。老李他娘是急性子，老李的慢性子，就是他娘的急性子压的……

　　这是我从《一句顶一万句》中随机摘录的一段。诚如书名，刘震云洋洋洒洒，却是在任何细节上都是用“一万句顶一句”的方式来书写的，缠绕、唠叨、不厌其烦，但却令人饶有兴味，并且莫名地变得缓慢与耐心。

　　这随机摘录的一段，在句式上倒也都是短句，但行文的逻辑却是“说理性”的，刘震云是在给你讲前因后果，讲人之常情，即便这之间的因果与常情，人人都司空见惯，但读着读着，你会因为了他的“平视”而进入到体己的情景当中。

　　不错，相较于海明威的那种“教师”才有的“俯视”风格，刘震云“平视”的冗长与唠叨，产生了朴素而平易的吸引力。他把智慧藏在了朴素的外衣下，并不像另一个聪明人海明威那般的咄咄逼人。这种小说的中国式“说理”，原来我们也其来有自。它也绝非只是小说的技术与风格，它是对“脑筋急转弯—金句—梗—表情包”的反动，一路回溯，直至找到我们说话的权力与能力的起点——讲理。是的，它即是“思想”，所表征的，是世界观，是方法论，乃至是一种更为本质的、中国式的说理表达。

　　那么，你选择什么呢？什么是你的气质与气质所表征的思想呢？无论怎样，我想强调的是，不管“简洁”还是“冗长”，不管“傲慢”还是“平易”，任何风格都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的形式问题，我们从形式入手，就会发现它们往往还区分着不同的“写作人格”与“文化伦理”，这也是我学习理解小说“思想性”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