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先生在文中说，有位老朋友老季，“不断地写一些关于我的文章，但思路不对”，比如，“他说我写小说时，老伴如何给我端茶倒水，送牛奶，如何夜深时，给我身上加衣服……她没有这些习惯，虽然对我很有感情”。“这些情景，你都看见了吗？”还有，“他说我在某地下乡时，与一匹马住在一屋，其实是一头驴。与马住在一屋，是在另一个村子”。孙犁认为，“艺术所重，贵在真实……无细节之真实，即无整体之真实”。

　　当然，散文应写真人真事真感情，孙犁正是恪守着这一规矩的，也确实有不少写人记事的好作品，但这规矩也束缚了他的手足，他在小说《荷花淀》中的那种诗情画意以及优美的抒情笔调在其散文中倒不易见到，实为憾事。

　　我们知道，散文是艺术作品，作家为了追求完美，适当虚构是不可避免的；读者是在审美，很难厘清也并不十分关心其中的水分。事实上，散文与小说之间有许多非驴非马的东西。《左传》《战国策》《史记》里有许多篇章比小说还要生动，就是因为作者采用了雕塑人物的手法，那些大量的语言行动甚至心理描写，虽然是靠想象推测出来的细节，反而使作品更真实传神。

　　鲁迅的散文，数量不算很丰，但可读性最强。他是否虚构呢？周作人曾写过不少说明文字，应是可信的。《范爱农》中，写在一次同乡会上，就秋瑾、徐锡麟被清政府杀害是否发电报抗议，有着分歧。鲁迅主张发，接着就有一个怪模怪样、怪声怪气的范爱农出场反对，认为屁事不顶。据周作人回忆，主张发电报的是蒋智由（诗人，后追随梁启超，主张君主立宪）说“猪被杀还要叫几声”；鲁迅主张不发，说“猪只能叫，人不是猪”。而文中安排自己与范的冲突，是为了文章波澜迭起，“不打不相识”，凸显范与众不同的形象。《故乡》收入小说集《呐喊》，回乡处理家产事当然是真实的，闰土和豆腐西施杨二嫂，也都有原型，当然也有艺术加工，周作人说“虚实混淆在一起”。我始终认为这是一篇散文，作者离开老屋后的那段心境，是抒情文字的极致，只有鲁迅才有这样的笔触，短篇小说中不应有这样的段落。《一件小事》，据周作人说，那个老太婆是在“寻事讹钱”，“当时这类事情的确常有”，“并不一定算是小说，假如在后来也就收入杂文集子算了”，“因为《呐喊》是第一册出版的书，也就收进去了”。

　　我这里不嫌辞费，目的是说，有些散文抑或是小说，都是虚中有实，实中有虚，相互羼杂。作家们凭着丰富的生活底蕴，加以合情合理的想象，进行创作，自有相通之处。范仲淹没有到过洞庭湖，能有《岳阳楼记》；但丁没有下过地狱，能有《地狱篇》。莫言曾自曝写作内幕:“那些散文随笔基本上是编的”，“咱从来没去过俄罗斯，但咱家硬是写出了两篇长达万言的《俄罗斯散记》……让人感觉都是真的。咱家的经验是，越是没影的事，越是容易写得绘声绘色”。他还质疑那些散文、随笔大家的作品，“天下的巧事儿怎么可能都让他碰上了呢？”鲁迅的散文名篇《风筝》，写十岁的小兄弟正在饶有兴味地制作风筝，而作者认为这是没出息的孩子所为，竟然粗暴地给破坏了。以后，当认识到这是对幼小心灵“精神的虐杀”，一直背负着沉重的负疚感。二十年后，他向小兄弟提起此事，希望能听到一句“我可是毫不怪你呵”的话，而小弟却说：“有这样的事么？”于是，作者的心情只好一直沉重下去，读者的心情也宽松不起来。通篇叙事与抒情，水乳交融，撼动人心。这里说的小兄弟当指松寿（周建人）；周作人说：“松寿小时候爱放风筝，也善于自糊风筝，但那是戊戌年（1898年）以后的事，鲁迅于那年春天已往南京，不在家里了。而且鲁迅对于兄弟与游戏，都是很有理解，没有那种发怒的事。”周建人也说，没有这件事。年龄、地点、时间，尤其是心情，那么言之凿凿，原来是一篇第一人称微型小说。鲁迅真是一支铁笔，以假乱真也技高一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