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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二棍:生活的歌者

李 菁
  在新近公示的第四届茅盾新人奖获奖名单中,我省作家闫文盛、诗人张二棍榜上有名。本版此前曾刊发对二位的专访文章,今日编发此文,读者可进一步了解张二棍其人及其诗歌精神。 ——编者 

  张二棍,这样一位怎么看都与“诗意”毫不沾边的地质队钻工,在荒郊野岭的经年行走,在至少见过二十次春暖花开,二十次黄叶漫卷,以及无数为生存苦苦挣扎的人们后,以“二棍”这个怎么听都带有一丝不屈和反抗的名字,将看到的喜乐欢愁、苦难困顿以及曙光绝望化入诗中。他的诗犹如一根木棍,狠狠地击打在泥土上,溅起灰土,在空中飘荡。

  从十八岁进入地质队当一名钻工,这么多年来,他遇到无数为生存苦苦挣扎的人们,石匠、羊倌、流浪者等都是他关注的对象,这些日常所见的情景大部分都毫无美感可言。在张二棍看来,创作诗歌就是由实到虚的过程,诗人要做的就是把日常所见进行艺术加工,赋以美感,从生活中找寻诗意,这并非易事。他始终对生活保持敏感的秘诀就是,作为诗人不要唤醒什么,而是等待被唤醒。

  张二棍将创作主题集中在“苦难叙事”上。随着《娘说,这就是命》《原谅》《穿墙术》《旷野》等作品发表,“苦难诗人”成为张二棍的标签。他的诗歌如脚踏的大地一样,始终带着厚重、悲悯、苦涩的气质。

  也有人很不理解,生活也有很多美好之处,为何总是重复书写苦难?张二棍坦承,他在写作的时候会屏蔽幸福、自私的一面,这和个人选择有关,主要看作者想呈现什么。他想用诗歌的方式提醒自己,生活并不总是一帆风顺。此外,他也并不十分认可外界对他“悲悯”和“济世”这类字眼的评价:“这样的词太压抑了,我宁愿置换成另外的表述,比如爱、关心、分担、同情。”

  一方面,作为底层生活的旁观者与亲历者,张二棍有着朴素、纯粹、隐忍、悲悯的一面;另一方面,常年栉风沐雨在旷野中的经历又为他的生命赋予野性的旷达与不羁。2017年5月,张二棍与刘年骑马向北,“打算耗时一月,从林西县,经东乌珠穆沁旗、阿尔山、呼伦贝尔,到额尔古纳河右岸。未必成功,但已成行。”这次骑行只是源于几句简短的沟通:走不走?走!啥时候?明天或者后天!去哪里?出发前再说!怎么走?有马骑马,无马骑驴。

  张二棍觉得,野是一个诗人必须保持的精神状态。这种野性,是野渡无人舟自横的豁达,是野田人稀秋草绿的孤旷,也可以是野心勃勃。在诗歌中,野不野甚至决定一个诗人是否能够成立。野,容易犯错误,而诗歌恰恰需要不断冒犯惯常的语言、思维,“诗歌就要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野味儿”。

  而在华中师范大学教授魏天无看来,张二棍想要谈论的不仅仅是底层与苦难本身,而是人类普遍的生存状态:孤独与荒谬。

  作为第一批“80后”,在慢慢进入中年后,张二棍写诗的心态也在发生变化。早期写诗往往源于有感而发,像散打一样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没有人关注自己在写什么;如今读者、诗人朋友等会在无形中督促他应该怎样去写,他也在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他认为这时需要给自己“贴标签”,通过强化某一点,让大众对自己的创作有更清晰的认知。

  但同时,人们一提到张二棍,第一反应是“苦难诗人”“底层诗歌”,这种模式化的定义又不时地困扰着他。他曾写过文章,要在诗歌里“与自己恩断义绝”。“我从网络一路写来,并没有发现太多具备真正带有原创标识和个人图腾化的作品。大多数诗歌都是在不断地重复自己,甚至重复别人。我们必须努力挣脱这种注定无效的、可耻的写作方式。我给自己的建议是,率性地写,往绝路上写,往破了写。但这还远远不够,但我无能为力了。只好等着哪一天突然顿悟吧!”

  在张二棍看来,诗歌是一个自证的过程。一个严肃的写作者,应该不断主动放弃自己的身份、名誉、过往的作品。“底层”“深渊”“苦难”“卑微”也许是某些诗歌的要义,但不是写作者的符号。如果有可能,自己也可以写天使、殿堂、发动机、大学。“我觉得,可能因为我生活在山野中太久,睁眼闭眼就是穷乡、野店、泥泞小径,所以我写了一批那样的东西。我不关心是谁在写下那些作品,我只在乎那些作品写了什么,写得如何。诗歌说到底,不必附加什么题材、流派、年代、区域,只有好或者坏。”

  “诗歌其实不是学问,而是一种反学问的东西,诗人也不是先知,而是一个无知的孩子” “好诗人应该是个狙击手。隐忍,冷静,有一击必杀,然后迅速抽身的本能”……关于诗歌,他的比喻自带一种灵气,巧妙、精准。十年的创作生涯让张二棍对诗歌有着丰富的感悟和感知,也随着写作的积累而产生很多困惑。他说:用诗歌发声的人,不免会生出在文字里做个蜘蛛侠的感觉。我是渺小的,能记录的那些人呢?他们可能是更加沉默、无助的那些。我什么都没有,只有笔写下来。这大概就是我的动力,也是我的无力。我的困惑大概就是我写作时,如何摆脱无力感。

  很多人把张二棍当做“底层叙事”者,但在评论家杜学文看来,却与张二棍诗歌的本质离了十万八千里远。“底层叙事”只是张二棍诗歌的表象,在他这种表面的柔弱、渺小、微不足道中所执着表现出来的正是生命的坚韧、超越、智慧,以及由此而来的无可忽略的价值。张二棍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不是一个厌世主义者,不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人,而是一个对生命充满了温情与希望、对生活表现出执着的爱意的歌者。

  霍俊明曾说,张二棍为了挽留母亲的生命卖掉了房子。在一次酒桌上,他看到二棍趴在了桌子上无比的疲累。张二棍太需要一个精神支撑了。如今这个支撑正是诗歌。也只有真正用自己一生来写诗的人才能在苦难中看到爱与希望、悲悯与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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