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权使用地区极为广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现的19枚权分别出于陕西、山东、山西、河北、江苏、辽宁、甘肃、吉林等地，这些权都刻有统一度量衡的诏书。我收藏有两枚石质“平阳权”，按古地理图，平阳在如今的山西临汾附近。

　　作为一名中国文字和书法艺术的爱好者，对我来说，最感兴趣的还是秦权中的“书同文”。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文字已背离殷商的金文，晋国的“蝌蚪文”，吴越的“鸟书文”，楚国文字的日益装饰化，文字异形，使其越来越丧失了实用性。秦始皇“书同文”，是对战国时期文字繁乱不一的整饬，是为求便利、实用。由于秦始皇的干预，李斯、赵高和太史令胡敬毋的介入，使其在成为籀文的大篆基础上，删繁化简，成就了这样一种笔画简单、形体整齐，称为“秦篆”的文字。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对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秦权历来为金石学家所重。这倒不仅仅是秦刻石几近湮灭，秦权更显其珍，而是因为其书体“上承古籀，下开汉隶，气势磅礴”，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甚高。我收藏的六枚秦权，三枚为铜、三枚为石，除一枚铜权仅铸阳文“十斤”二字外，其余均有“秦始皇廿六年诏”（秦始皇廿六年即公元前221年）。三枚石权中，有“平阳权”三字者分量最轻，仅有500克。因为体量小，所书文字也少，没有刻录诏文全部，但“平阳权”三字篆书却十分突出。这六枚秦权从书法艺术上看，有几个特点：

　　一是篆隶相杂，显示出一种由篆向隶的过渡性特点。其体势笔意基本不离秦诏版，但已夹杂一些隶字，如“皆”字就明显属于隶书。

　　二是率性天真，野性与文性并存。匠人以刀代笔，直接凿铜石，线条粗细并杂、方笔圆笔皆为，既有商周青铜器铭文的遗韵，又有率性而为、不可复制的精彩，达到了文性和野性的高度统一。

　　三是随性而变，更接近文字的本性。因为刻在不规则的瓜楞形的权上，它比青铜器平面上作铭难度显然更大。以“平阳权”上的三个篆字而论，看似密不透风，实则宽可走马，上紧下松，体现了黄金分割的比例，给人一种天然去雕饰的美感，用现代的审美观去看，仍然很前卫、很有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