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质上说，在校硕士和博士生结婚，并不是个问题。婚姻法规定的结婚条件，从来也没对身份作出限制。至于生育，也是法定的、天然的权利，硕士或博士当然是可以的。

　　但是放到现实中，我们要理解这条建议的初衷。在传统认知里，结婚生育属于“成家立业”，和“负笈求学”不是一个人生阶段。建议的目的，是让这两个阶段部分重合，理想情境下，一些在读硕士、博士确实可以提前生育，进而提升整体的生育率。

　　结婚生育非小事，对大多数家庭来说，这都意味着一笔巨大的成本开支和精力投入。即便是有固定收入的职场打工人，尚且有不少人感到吃力，那在校的硕士、博士，他们又有多少能力去安顿好家庭？

　　不过，困难也不是不能解决，正如建议里所说的鼓励和保障，而且保障显然比鼓励更重要。

　　比如，对于家庭条件一般的在读生来说，一个很基础的问题是，生育之后他们住哪？解决这个问题，就意味着高校现有的集体住宿模式得打破，额外提供家庭宿舍。但生育是波动极大的概率性事件，该准备多少又很难提前预估。这对高校管理来说，肯定是不小的挑战。

　　此外，孩子生病去哪看，孩子上幼儿园怎么办？这些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在学业和生活比较难切分的校园里，保障学生生育，还意味着高校多了一份养护责任——保障未成年人的成长。这肯定也是不小的开支和“负担”，高校有没有意愿，现在看还难说。

　　从社会层面说，当然也可以提供一定的资金补贴，让学生家庭可以体面生活。但考虑到公平性博弈和社会统筹的层层规划，这肯定也是个不小的难题，短时间不见得能有一个妥善的方案。

　　近两年，社会对生育率状况的忧虑，完全能够理解。但是提高生育率是个非常复杂的工程，也一定需要真金白银的投入。列举上述难题，只是希望人们能看到局面的复杂，能充分评估鼓励措施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做到政策的有的放矢。

　　其实，除了“鼓励和保障在校硕士和博士生结婚生育”这条外，周燕芳代表还提了很多其他措施，包括“延长男性带薪育儿假并强制执行”“逐步实现将幼儿园纳入国家义务教育范围”“减轻有孩家庭购房与租房的经济负担”等。

　　通过这些覆盖面广泛的建议也能看出，生育意愿的促进只能是个系统性工程，需要社会方方面面的点滴改善，营造一个生育友好的整体环境。我们对此应当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在一个长远的时间轴里，持之以恒地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