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过很多具有工业味道的小说，长篇小说《锦绣》（春风文艺出版社）的背景就是一座东北的工业城市、一家老牌大型国企。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批普通而又不普通的工业人登场了。这样的背景通常被称为“工业题材”。这类题材的小说，成功的范例不多，可供借鉴的经验十分有限。就我自己而言，也存在不自觉地形成一种套路的问题。把这类小说置于“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之中，就容易遭遇一种尴尬处境。怎么打破套路，是工业题材创作的一个课题。打破传统、基于现实进行新的创造似乎是唯一的选择。

　　在写作过程中，我试图打破套路，在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中，有自己在艺术上的探索。抵抗原来的思维定势，争取用新的文学呈现来表现工业，表现工业人。这种抗争并不拒绝传统的浪漫主义，不消解激情，不解构崇高，相反，采用足够的浪漫与激情，使两代工人的形象由普通而崇高起来。这种崇高不是塑造假大空的人物，而是从还原人的本真一面出发，用普通人的情感，用普通人的世俗生活和琐碎的工作细节，来塑造人间烟火中的形象，来描写只有劳动才有的壮美场景。努力从某些局限中走出，冷静节制地叙述波澜壮阔的工业进程，尽可能细腻地展示人物的幽微人性和复杂心理。

　　这部小说分三卷，分别讲述上世纪五十年代、九十年代和新世纪新中国的工厂故事。我的本意是追溯老工业基地的历史，反映东北老工业基地早期的辉煌和新时代的振兴，全方位讲述中国企业人的工作和生活，对东北独特的工业文明作细节性挖掘，塑造新时代工人阶级的人物形象。张大河、张怀勇、张怀双是我着力塑造的人物，用他们来代表一代又一代的企业人。新形象就要有别于老形象，就要赋予人物以新的内涵。新的内涵是什么？当然不是概念，而是人，普通的人，是带有所处时代烙印的人。普通人有的七情六欲，他们都有，可他们又是不同于普通人的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所以当面临两难选择时，他们都会义无反顾地放弃小我。张大河这个人物本身就有一定的寓言性，他是一家大型国企和一座工业城市的人格化身，他的命运与工厂、城市的兴衰密切相关。而他的儿子们，既是他的继承者又是反叛者。时代在进步，世界在变化，他的儿子们显然比他更适应新的世界，儿子们身上便有了很多新的品质。尽管大时代的洪流对小人物的命运有决定性影响，但他们并非简单地服从，不是在历史的变迁中随波逐流，而是有勇气进行选择、进行探索，努力走向光明之路。在这样的人物定位中，一个个小说人物的遭遇也与所处时代紧密相连，他们经历波折和苦难，却承载着社会的正义。

　　给冰冷的钢铁注入温度，这是我在写作《锦绣》时解决套路化困惑的一种尝试。情感生活伴随着主要情节的发展而推进，而作品的主题与意义、我对文学的理解和表达，都不动声色地隐蔽在叙事之中。工业叙事不要剥离日常生活及人自身的丰富性，让大工业的气质和氛围沉浸其中就可以了。在这样的氛围中，体验的深度也就成了文本的深度，对工业的书写也就成了对人的书写。我们的工业人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体，他们之中有领导、有技术人员、有工匠，他们之间不是符号化的大同小异，不是模糊的阶层符号。他们一个个地矗立，以一个个普通的小人物的形式形成群体，以每人一盏灯的形式组成万家灯火，照亮自己的内心，穿越人性的黑暗，形成伟大的工人集体。

　　用结构和形式上的变化改变工业元素的沉闷感，这又是我着力要实验的。写《锦绣》这部小说时，我很注重结构和形式上的变化。以叙述、白描、日记、厂志、安全简报等方式来讲述一座工业城市和一个企业的历史，讲述一群人的生活和命运，并试图以众多片段的叠拼形成一幅工业城市的图景。例如，在第一卷中，我在章节与章节之间，插入了主人公张大河的日记，不规则地也插入几段厂志。在主体叙述中，我尽量冷静和节制，少用心理描写，多用白描，这样给读者的感觉会客观一些，想象的空间也会多一些。而插入的日记正好填补了心理描写的不足，主观与客观交替呈现，会产生一种波浪感的阅读体验。而插入的厂志则增加了真实感。

　　我有意在工业叙事中加入了“生活化”处理。即使再宏大的命题，也要从小处着手，往小往细说才是小说应该做的。工业叙事并不排斥庸常生活，对人物的庸常生活进行描述更是一种纯粹的文学表达，在大场面的四周围满了小场面才是生活的真实。琐碎的生活细节和劳动场景相伴出现，占据了小说的大部分空间。而大事件的进程又因生活和劳动场景的挤入，变得张弛有度，削弱了工业与钢铁的冰冷，从而提升了小说的温度。这样就尽量让宏大的主题以暗河的形式存在，以雾气状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