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很多按真实事件写成的小说——比如巴别尔的《骑兵军》、马尔克斯的《一个遇难者的故事》，作家的目的也不是把这件事实再叙述一遍，如果这样，就不会有任何意义。事件是为小说服务的。事实对于一篇小说来说，是呈现在表面的东西，是大海中冰山露出海面的八分之一。为了达到这一点，常常需要作出艰苦的努力。

　　我曾在边疆漫游，对湖南女兵有过采访，但湘女的故事时隔八年才进行了虚构的尝试。我最大的困惑是，比如一位湘女的经历足够震撼人，它也是湘女亲口告诉我的，我用纪实的手法来表现它时，感觉很自然。我相信它传达出来的一切，读者也会相信。但当我要用虚构的方式来表现，我就觉得这个故事可能会让读者感觉我是编造的。纪实作品的标签不会让读者对你的文字产生警惕，他们乐于接受。但当它成为小说，他们看完之后，就会说，这家伙真能瞎编。如果读者这样评价一部小说，这无疑是对作者彻底的否定。所以，要寻找到现实之下八分之七的部分，要寻找到这部小说发生的时代气息、主要人物说话的方式、他的象征性、这个人物的价值，也就是一部小说作为小说的意义。弗·莫里亚克在《小说家及其笔下的人物》一文中所说，“像生活那样复杂地描写生活就是我们的行当”“长篇小说艺术首先是现实的易位，而不是现实的再现”。这就像博尔赫斯笔下的“沙之书”，它是清楚可见的，却又是模糊不清的。对于“我”的住处、卖圣经的奥尔卡达群岛人的长相、圣经的版本、提及的名人、沙之书的来历、两个人的谈话、“我”对沙之书所做的事和迷恋的程度，似乎都一一呈现在眼前，“我”最后对沙之书的处置甚至精确到了藏书的地点，都是清楚可见。但这部小说有很多东西都笼罩在沙尘暴里，等待着高明的读者按各自的方式去解读，这就是博尔赫斯式虚构的手法带给读者的复杂感受。

　　小说就是这样在虚构中构建作者和读者互动的平台。虚构可以更好地满足小说家的思想，也更好地满足读者的需求。读者需要的不仅仅是视觉效果，他们需要思维的空间，需要有影响力的作品让他们产生心灵的回应。我想，读小说的一个目的是让自己的灵魂能有更长的生命力，而虚构正可以帮助我们做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