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烽成为知名作家后，经常有人问他：你几十年从事文学创作最深的体会是什么？或者有什么经验、诀窍？他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实实在在深入生活，到生活中获取素材。他在许多篇创作谈文章中，谈得最多的是深入生活问题；他在各种场合的发言或讲话中，反复强调的也是深入生活问题；他与中青年作家交往或者接待文学爱好者时，还是诚恳地奉劝他们千万不要脱离生活。马烽之所以如此看重深入生活，是因为他自己有过切身的经验与教训。

　　1949年，马烽留在了全国文协创作组工作。当时，他经常听到有人贬低解放区作家的作品土气、没有艺术技巧。他自己也觉得既然进了城市，不妨改变一下创作路数，写写城市生活。于是，仅靠道听途说，以失足妇女为题材，写了一篇短篇小说《红姑娘》。这篇作品既属臆构，失败也成必然。前辈作家丁玲和一些文友善意地提出批评，劝他坚持写自己熟悉的农村生活。马烽接受了大家的劝告，把写《红姑娘》作为深刻的教训，一生都没有忘记。从此，他再不去写不熟悉的题材了。

　　马烽在创作前，如果没有去他熟悉的农村与农民生活一段时期，没有把自己的感情同农民的心灵融会贯通，就会感到不踏实，写出的作品总是不满意，或者是失败之作。多年来，他一有机会就去农村走走。他不用记者采访式的方法，总是把自己当作农民中的一员，同干部们研究工作，同大娘大嫂们拉家常，同小伙子们说笑话，甚至还调解家庭纠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骑上自行车，带着行李卷儿，走到哪里就住到哪里，饲养房、土窑洞、工棚、破庙都住过。农民也从不把他当作家、当外人看待，亲切地称他“老马”。为了更好地体验生活，他曾到汾阳县挂职当过两年县委副书记，获得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他对这段经历念念不忘：“1958年前后，我在一个县里担任了2年县委副书记，虽然是个客串书记，但有一些问题也不能不管，担子压在肩上，你也就不能不去过问。实际上也就是工作逼着你去熟悉人，去了解生活。而且那时候我年纪还轻，身体也好，下乡经常是骑着一辆自行车，带着行李卷儿，走到哪里就住到哪里。到水利工地上，和民工们一块住破庙，滚草铺，也是常有的事。”（马烽：《三十年创作小结》）

　　正是有了这段经历，两三年功夫，马烽写出了十几篇小说和电影文学剧本，如《一篇特写》《四访孙玉厚》《三年早知道》《我的第一个上级》《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包括续集）等。其中几个作品轰动一时，在读者中的反响非常大，几十年以后也仍然留在许多人的记忆中。文艺评论界对马烽这个时期的创作也非常关注，许多权威评论家发表了颇有见地的文章，比如茅盾先生对《三年早知道》《我的第一个上级》都有评点；宋爽、思蒙、阎纲等人，对马烽的整体创作或单个作品有长篇专论或新作短评。应当说，马烽的这些创作实绩，在当时的文坛是非常突出的，在他个人创作生涯中也是辉煌的时期。他与赵树理、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在这一时期的作品，是文学界的一个热点，也是后来人们称他们为“山药蛋派”的重要依据。

　　新时期以后，马烽年岁大了，他不再骑自行车，坐上了汽车，但他发挥汽车的优势，尽量多跑一些地方，多接触一些人，真正了解农村中存在的问题和农民的思想。1978年，北京电影制片厂约他和孙谦写一部反映农村题材的电影文学剧本。于是，两人又像过去一样，结伴下乡，感受生活。他们跑了山西省的交城、文水、汾阳、临县、榆次、平定等县，广泛接触农村基层干部，走访社员群众，实地考察了好几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地。结合几十年来对农村生活的了解，两人经过深思熟虑，写出了反映县委书记朱克实拨乱反正、解决冤假错案、大抓农田水利建设故事的电影文学剧本《新来的县委书记》。剧本改名为《泪痕》拍成电影后，举国上下轰动一时，差不多家喻户晓，获得了当时的各项电影大奖。这部电影表现广大干部和群众在那个特殊年代展开的各种形式的反抗与坚决斗争。主人公、县委书记朱克实，是一位敢于为人民群众撑腰做主、敢于同歪风邪气坚决斗争、脚踏实地、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干部，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愿望。

　　上世纪80年代后期，马烽写作出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葫芦沟今昔》。他在下乡时发现，当时大多数人对于责任制之前的农田基本建设持全盘否定态度，不愿承认责任制以后一些农民的富裕正是建立在其基础上的，结果使本应属于经济领域的农业生产又落入了政治窠臼。马烽对此问题认真思考一番，就有了《葫芦沟今昔》的构思。他在这个小说中，用当代意识和历史态度观察上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发生的变革，在现实与历史、局部与全貌、表层与深层的有机统一中，揭示农村改革的某些本质问题，希望人们正确认识和理解一些已经成为历史的事件，比如“学大寨”时期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有些工程确实是劳民伤财，有些工程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像葫芦沟那时候搞的治理乱石河滩工程，就是那个年代走上富裕路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