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寻找着书写历史的最恰当的方式。这些作品包括《纸天堂》《1894，悲情李鸿章》《辛亥年》等。说它们是散文，却有着比散文更大的包容力，如蒋蓝所说，写作者“调动的人类学、考古学、神话学、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民族学、民俗学、语言学、影像学等学科逐渐进入文学域界”，这无疑是一种规模庞大的综合性的写作；说它们是报告文学，却又注入了更多的情感、判断、思考，具有鲜明的“私人写作”性质。也有人以一个新的名字为它命名——“非虚构”。我却更愿意用自己的词来涵盖我的写作——“历史写作”。我写的不是历史，而是历史中的人。历史只为人的活动提供了一个时空的框架，而我所关注的，是在这个框架中的人的命运抉择、进退取舍、彷徨挣扎，是“在个体生命与连续流动的历史关系中，探寻历史运行过程中个体生命的‘踪迹’”。实际上，怎样为这种写作定义并不重要，因为所有这些称谓都有一个共同的核心，那就是对于历史的人文关怀。

　　历史写作是具有文学性的，因为历史本身就蕴藏着通往文学的秘密通道。“不管是‘真实的历史’还是虚构的故事，它们最终都与人类的时间经验联系在一起，而时间经验其实就是人的生存经验，并因此都是‘真实的’，都可以纳入到人生经历的整体结构中。”我们从文学中看到历史，我们也同样能够从历史中看到文学。

　　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文学作品《诗经》就是一部历史之书、一部悠长抒情的史诗，它的价值不仅在于为那个时代的政治与社会提供了一份“客观”的证词，更在于它是来自情感世界的“主观”的表达。历史不是一个先验存在的、不可动摇的固体，不是被囚禁在博物馆里的文化标本，甚至不是历史资料中的僵硬文字，它是活的，有血肉、有呼吸、有语言、有情感，历史的戏剧性往往连天才的剧作家也想象不出来。所以，有评论者认为历史写作不过是对历史资料的抄袭，的确有这样的写作者存在，但他们代表不了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写作。

　　英国历史学家卡尔说：“历史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止境的问答交流。”文学，正是问答交流的基本方式。因此，对历史的书写，并不是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只是用一个录音机播放历史的“原声”，实际上，历史的“原声”是不存在的，所有的历史都是讲述中的历史，即话语历史，“历史是被人经历的历史，所有的历史事件都是与人的生存相关，并因此不具有自在的性质。它们一开始就被讲述，而且始终被讲述”。而对历史的书写，并不是对历史的被动模仿，而是对历史的再创造、再塑形，如果没有达到这一要求，历史写作就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

　　从历史的角度看，历史人物所有的命运都已经成定局，成为历史教科书上的结论，无法改变。然而，当我们借助文学的工具深入到他们多元、复杂、幽深、纠结的内心世界，才会发现他们的命运中潜伏着深刻的不可预测性。

　　历史写作的神秘性令我深深痴迷，在未来可以预见的时光中，我仍然会沉潜于这种写作，发现历史的宏大叙事中被我们忽视的幽暗角落，寻找人性的宝贵闪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