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八路军总部成立到左权将军牺牲，父亲王政柱在左权身边工作五年，朝夕相处、寸步不离。左权文武双全，父亲从心底佩服，视他为老师和兄长。两人性格相似，脾气都极好，非常投缘。那时，彭德怀性格刚毅，原则性极强，批评人不讲情面，脾气大，发起火来除左权谁也劝不住。父亲回忆说，彭总对左权从不发火，有一次，他问彭总为什么从不对左权参谋长发火，彭总说：我找不出（对左权）发火的理由。左权以柔克刚，处理问题水平很高，彭总非常欣赏他的才能，与他无话不说。如在关家垴战斗中，最后彭总听从左权建议，停止强攻，事后129师师长刘伯承说，要不是左权，我们流的血会更多。左权是朱、彭老总得力的助手。

　　左权从一开始就非常信任父亲王政柱，对他重点培养。免费听了半年私塾的父亲，文化底子薄，左权首先从提高父亲的文化水平入手，给父亲讲了很多生字、成语和典故，然后教父亲数理化知识。为了提高父亲的写作水平，从起草电报开始，父亲每写一份电报，都经左权参谋长修改。1940年，左权要求作战科每个同志向《新华日报》和内部刊物《华北战讯》投稿，左权说：“做参谋工作的人，既要能武，也要能文。”经左权一字一句修改，1941年1月19日，父亲写的《百团大战中交通站之胜利》一文发表在《华北日报》上。父亲的写作水平提高后，左权又把工作报告和经验总结交给父亲写，使他养成一事一办、一办一总结的习惯，工作安排井井有条。

　　在军事技能方面，左权亲自带领父亲和作战科一起投弹、射击和爬山，开展军事训练。在参谋业务方面，左权帮助父亲掌握绘制地图的本领，使父亲侦察完地形后就能画出地图，让首长们一目了然。在八路军总部转移途中，父亲经常左手举着蜡烛台，右手拿着木棍，指着地上和墙上他画的地图，向首长作汇报。

　　左权从严治军，在司令部工作中制定了不少条令条例，他与刘伯承一起编译了《苏联工农红军步兵作战条令》，使游击战逐步向正规化发展。他注意培训工作，不断提高参谋人员业务水平。1942年2月，日军在“扫荡”中使用糜烂性和窒息性毒气弹，我军好多同志中毒，左权随即组织防化学武器知识的培训。

　　左权坚持精兵简政，坚持司令部只设科，不设部、处，减少中间环节，一竿子捅到底。母亲罗健生前回忆，在八路军总部有两件事让她最难忘：一是总部从发现敌情到转移不超过30分钟；二是回复下级电报请示不超过一刻钟，作战效率极高，这些都是在左权参谋长领导下，长期养成的优良作风。 

　　在左权的培养下，父亲王政柱成为一名称职的参谋人员，得到上级信任。父亲前后在朱总司令身边工作9年，跟着彭总16年，被彭总称为“活字典”“活地图”。左权牺牲后，父亲接过左权的枪，担任彭总的助手，回延安后担任中央军委作战局副局长，后兼任枣园作战室主任，在毛泽东主席身边工作一年四个月，协助毛主席直接指挥保卫延安并决策撤离延安。解放战争时期，父亲任西北野战军副参谋长，协助首长解放大西北；新中国成立后，任志愿军副参谋长，跟着彭总直到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父亲说，所有这一切都要感谢恩师左权的培育。

　　每到左权牺牲纪念日，父亲都会对我说：“没有左权，你们的母亲不可能突围出去，就不可能有你、你弟弟、你妹妹三个孩子，要永远感恩，永远不要忘记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1962年，左权牺牲20周年，父亲曾在一场纪念大会上说：“左权是我敬重的首长和老师，在反‘扫荡’突围中，他上救彭总，下救机要员和战士，时刻想着别人，想着部下，唯独没有他自己。他顾全大局，从不考虑个人得失，把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都献给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用行动证明他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我们要永远学习左权将军，永远怀念左权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