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梁志宏，是因为他的组诗《检察长的眼睛》。这首诗发表在1982年的《诗刊》，并获得了《诗刊》双年优秀作品奖。那时的评奖活动还不多，媒介也没有现在发达，所以社会的关注度非常高，影响特别大。就山西文学创作而言，也是非常重要的收获。这与之后“晋军”的崛起几乎是同一个时期。他们共同证明了山西文学蔚为大观的壮阔景观，也成为新时期中国文学繁荣兴盛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过，就梁志宏个人而言，至这次获奖，已经有了近20年的创作历程。这期间，他一直没有放弃对诗的执着，并逐渐形成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关于人生的诗性表达与追求。同时，梁志宏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创作风格。尽管就他个人而言，在不断地求新求变，但那些基本的东西却一直贯穿在他的创作之中。从《检察长的眼睛》可以感受到其中最明显的特点。如对社会生活的热切关注、对大事件的敏锐捕捉，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诗人的社会责任感，融“小我”于“大我”之中的个人与社会相统一的审美态度。尽管梁志宏希望自己能够在诗歌创作中把个人独特的体验表现得更加生动鲜活，但这些特点一直在他的创作中有这样那样的表现。从这样的角度来看，他追求的是一种超越个体而力图把个体体验与社会生活融合统一的“大诗歌”形态。

　　这种艺术追求在梁志宏的《华夏创世神歌》系列中表现出另一种尝试——不是从现实生活的大事件切入，而是从历史文化的深广层面表达。这部恢弘的神话史诗于1995年出版，共包括《爱神女娲》《龙神黄帝》《神羿射日》《大禹治水》四卷，达万行之巨。其时，文学界兴起的“寻根”之风正被新写实中的日常生活遮蔽。诗歌创作中的“90年代”诗歌正此起彼伏、形成一种多点爆发的态势。总的来看，那时的文学创作力图求新求变，而作家与诗人们各显神通，激情与理想陷入沉思与新变之中。在这样的文学背景下，梁志宏的《华夏创世神歌》显得与众不同。在“变”的方面，具有某种共同性，但如何变，变成什么却另辟蹊径。这些以中国上古神话为题材的诗歌仍然表现出诗人的激情与理想，表现出对民族精神的思考与再阐释。对中国诗歌而言，不仅具有体例上的贡献，亦是迄今为止少见的鸿篇巨制。虽然，在文学的众语喧哗中，《华夏创世神歌》有些形单影只，但它对诗歌创作题材领域的探索拓展，以及叙述与思辨、诗性的融合等为中国诗歌的丰富性与表现力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梁志宏的努力有一种马上加鞭的姿态，不懈且执着，他企图在诗歌的形式上进行新的尝试。后来梁志宏创作了一系列名为“十二行诗”的作品。在这些诗歌中，那种强烈的社会意识仍然保持着。这使他的作品保有了“大”的品格，但因字数与格式的限制，难以表现更深广宏阔的内容。不过，我们也明显地看到了诗人的变化，个人的体验、感受得到强化，题材得到拓展，那种强烈的社会意识往往蕴含在个人的体悟之中。也可以说，诗人从社会形态出发向个体感受出发，努力使二者得到统一的转化收到了积极的成效。当梁志宏含蓄地说自己年龄渐长，力不从心，创作只是“一种生存姿态”的时候，我们却看到了一位以诗为生的诗人不懈探索的精神与情怀。

　　实际上梁志宏有多方面的文学成就。除了诗歌创作之外，他还有散文、小说、长篇传记、电视剧、专题片等诸多作品。其中又多以历史文化为题材。这亦可以看出，梁志宏对生活、对生养他的这片土地的热爱。如果我们说他是一位叙事文学作家也是名副其实的。但这些作品大都被他诗歌领域的成就而掩盖。这套《梁志宏文集续编》共三卷。其中除《诗歌卷》收录了他近年创作的诗歌作品外，还有一卷收录了他创作的散文、评论等作品。我们在领略他诗歌领域的新变之余，亦可了解他在其他领域的贡献。另有一卷收录了关于梁志宏创作的研究与评论文章，以及他与文友通信往来中关于文学创作的书信。这些文章从多个角度对梁志宏近60年来的创作探索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给予充分的肯定。其中一些文章也提出了建议与商榷，可以说都是中肯之言。我们似乎也可以从中了解到梁志宏在文学理论，特别是诗歌理论方面的思考与追求，为今天的创作提供了积极的启示。

　　创作之余，梁志宏还做了大量的联络组织工作，对新人的培养和帮助亦付出许多。我们所要知道的就是，梁志宏，一直在文学的探索中证明自己的人生，即使年逾古稀，仍然赤诚不减。仅此，就值得我们对他寄予敬意。他在自己新近出版的诗集《俯首人间》的后记中说到：“诗歌是人类情感和经验智慧的结晶，诗人是生活在众生之中而灵魂走在前头的人。”这应该是他最深切的体验、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