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烽的作品实际上是中国农村40年来走过历程的风雨表，每个阶段农村工作的成就与问题、农民的思想与生活，都可以从他的作品中找到映射。上世纪50年代，他满腔热情地赞颂心灵高尚的普通人物，也诚心诚意地揭示社会前进中的问题，比如《结婚》《韩梅梅》《饲养员赵大叔》《三年早知道》等属于前一类，而《一篇特写》《四访孙玉厚》等属于后一类。《一篇特写》揭露了某些领导干部弄虚作假、贪图个人名誉的不正之风；《四访孙玉厚》则批判某些官僚主义领导人在农业生产中的“瞎指挥”作风，同时也歌颂了老党员、老革命孙玉厚坚持实事求是的可贵品格。几十年历史的考验证明，马烽在当时尖锐地揭露浮夸风和官僚主义作风，是很有见地、很需要勇气的，表现了一位现实主义作家的高度责任感。1981年，他在《马烽短篇新作·后记》里特别提到重新收入三篇旧作（《一篇特写》《四访孙玉厚》《杨家女将》）的原因：“现在把20年前的这些旧货搬出来，并不是因为这些作品在艺术上有什么高明之处，而是因为这三篇的主题，都是歌颂那些在工作和生产中，能够实事求是、敢于实事求是的一般干部和普通社员，同时也揭露批判了那些装门面、慕虚荣、弄虚作假的恶劣风气。”

　　新时期以后，马烽一如既往地以真诚的责任感去创作。不同的是，他用深沉的思考代替了简单的讴歌，更注意将笔触伸入到人的心灵深处，以展示体制变革带给人们思想上的震颤，表现人们对重大社会问题的态度，提出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让人们去研究。最有代表性的，是他跟孙谦合作的电影剧本“农村三部曲”：《咱们的退伍兵》《山村锣鼓》《黄土坡的婆姨们》。

　　“农村三部曲”剧本的创作思想是基本一样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各项生产责任制和家庭承包政策的推行，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马烽和孙谦很兴奋，计划把山西省内大部分县都跑一遍，熟悉新的农村、新的农民。在乡下，他们确实看到过去粗粮都不够吃的困难户，如今白面大米吃不完；过去只能在破窑旧房度日的，如今都住上了宽敞明亮的新房。一部分人真的富起来了。但是，他们也看到，大多数缺乏劳力或者虽有劳力却没有致富门路的农民，在解决了口粮问题以后，仍处于贫困状态。他们忘不了1984年在晋中一个村里的见闻。那天，他们在一些县乡干部的陪同下，访问一家承包果树的专业户。到村里一了解，村民们反映说，过去上面下来的人是访贫问苦，如今只找拔尖富裕户。这个问题引起了他们深深的思索，他们认为，中央提倡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而这本身不是目的，是手段，最终还是要让所有农民都富起来。

　　如何才能让无劳力和有劳力没有门路的农民致富呢？马烽和孙谦思考着，觉得需要提倡一种为了大家致富而牺牲个人利益的精神。在晋东南下冯庄，他们遇到一个当过5年兵的大队支书，退伍回乡后办砖厂，帮助村里的军烈属和困难户摆脱困境。他们意识到，用退伍兵带领大家致富的角度既新颖又有代表性。于是，他们基于这些真实的生活素材，经过综合提炼，写出了《咱们的退伍兵》。这部作品表现了退伍战士方二虎回到家乡“乱石沟”，面对村里的贫困户与闲散劳力，他放弃当个体运输户挣大钱的机会，经过种种磨难，终于使大家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山村锣鼓》延续了《咱们的退伍兵》的创作思想，讲述的是：回乡知识青年费成树当选“红土沟”的村主任，接手的是“一张桌子、一个戳子”和3万元外债的烂摊子。但他在群众的支持下，因地制宜创办集体企业，给“红土沟”带来了新的希望。他们通过刻画主人公费成树，提倡一种服务精神。马烽和孙谦写这个剧本说明一个道理：农村发展必须依靠集体。

　　《黄土坡的婆姨们》是继续了《咱们的退伍兵》和《山村锣鼓》的创作思想，描写“黄土坡”村里的汉子们都拉着牲口外出挣钱，青年妇女常绿叶挺身而出，用自己准备盖新院子的钱买了拖拉机，帮乡亲们耕种；又与几户老弱妇孺组织成立了联合体，搞集体承包。她们为“黄土坡”开创了一个新天地。

　　马烽和孙谦在“农村三部曲”中，以极大的热忱塑造了一批出类拔萃的农村青年形象，这些青年是农村改革大潮中涌现出来的新人物，是带领群众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关键人物，体现了两位作家倡导农民共同富裕的思想和期盼农村深化改革的愿望。

　　几十年来，马烽选择民族化、大众化的道路，站在时代主潮的前列，以作家的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热情地赞颂心灵高尚的普通人物，也诚心诚意地揭示社会前进中的问题。他留下的作品，永远活在读者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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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念马烽百年诞辰系列文章今日刊载完毕，感谢读者关注。 —— 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