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批瓷器，以碗、盘、碟、瓶、罐等日用瓷为主，包括磁州窑、山西诸窑以及景德镇窑等地产品。从釉色上看，以青花瓷的出土数量最多，另有五彩、粉彩、白釉黑褐彩、白釉、黑釉、茶叶末釉、孔雀蓝釉瓷等。后来，又在食品街和钟楼街交叉口东、唱经楼对面的建设工地上，采集到一批与明代晋王府有关的瓷器，其中有一些带款识的器物，系晋王府瓷器遗物。

　　这批瓷器共9件，其中包括1个花口杯、2个盘子、6只碗，皆为青花瓷，纹饰采用双勾填彩技法描绘，青花发色蓝艳泛紫，层次分明。出土时器物破损严重，后经清理拼对、粘接，复原了5件，另有4件仅残存底足，

　　花口杯胎体坚薄，胎质细腻，釉色较白，釉面光洁，器壁内外用青花满绘纹饰，外壁绘四组主题纹饰“对鹿纹”，一只昂首奔跑，一只回首顾盼，前呼后应，相应成趣。鹿身以细线勾勒，点染装饰，辅以竹石花草，使鹿的形象更加凸显。内壁口沿至腹上部绘龙三条，龙作侧身状，头朝右，顺时针依次排列，间以火焰纹。龙纹形象为昂首，束发，张口，翘舌，怒目，轮状五爪，身布齿形龙鳞，细身，外底双蓝圆圈内，青花书写“晋府宫用”四字双行楷书款，字体规整。

　　青花龙纹盘内外壁绘五爪龙纹，外壁为侧身龙，内底为正面龙，周围散布带状云纹，弦纹作边饰。白胎坚薄致密，釉面洁白。外底双蓝圆圈内用青花书写“典膳所造”四字双行楷书款，字体规整。

　　青花龙纹碗纹饰都很精美。其中一只釉色微青、平整光洁，外壁周身绘有两条穿云戏珠龙纹，侧身，昂首，束发后扬，怒目圆睁，作咆哮状，轮状五爪，齿形鳞片，有腿毛，周身满布带状云纹。内壁近口沿处绘缠枝花卉纹一周，内底绘正面龙纹，形象同鹿纹花口杯。外底双蓝圆圈内书青花“内膳所造”四字双行楷书款，字体有力，较为规整。

　　这批瓷器皆为采集品，因层位关系不明，故考古人员运用类型学的研究方法，综合器物的胎釉、青花发色、绘画技法、造型和纹饰等特征，对其窑口、时代等进行考证。从器物的胎釉特征看，当为江西景德镇窑产品；从青花发色、绘画技法、造型和纹饰等特征看，具有典型的晚明时期特点。

　　花口杯从器型、纹样布局等方面，颇有万历时外销瓷的风格特征，尤其是鹿纹图案在外销瓷中更为常见。在万历圣地亚哥号沉船出水的外销瓷杯、盘等器物上，前呼后应的“对鹿纹”图案十分多见，其中出水的青花八开光鹿纹花口杯与此次出土的花口杯特征基本一致。

　　太原食品街所出龙纹碗，无论从器型还是龙纹形象，同河南开封周王府所出青花龙纹碗几乎完全一致，正面龙纹的形象同1958年江西南城县万历十九年（1591）明代益庄王朱厚烨夫妇合葬墓所出“大明嘉靖年制”青花龙纹盘纹饰类似。侧身龙纹的形象可参考2005年湖北省武穴市四望镇田应祖村出土的“大明万历年制”青花龙纹碗以及景德镇陶瓷馆藏“万历年德府造”青花龙纹碗。器型和纹饰风格类似的器物，在万历沉船南澳I号、圣赫勒拿岛白狮号以及崇祯沉船南中国海哈彻号等出水的器物中也有发现。

　　这批器物的款识特征明显，皆以青花书写，四字楷书，大多书写有力，结构健美，笔粗色浓，颇有官款风格，或出自同一匠人之手。

　　器物属性上，太原食品街出土的这批带款器物，除“菊溪府地望”待考外，均为明代晋王府定烧瓷。

　　地方官府定烧的瓷器，在宋代或已出现，但未见实物。进入明清，各地王府在景德镇定烧瓷器更为盛行。明代中期，特别是嘉靖之后，官窑制瓷没落，优质制瓷原料流入民间，使得民窑产品质量大幅提高。加之嘉靖、万历时期实行的“官搭民烧”政策，部分民窑产品质量甚至超越了官窑，这种情形一直维持到清代前期。因此，明代晚期民窑能够烧制出级别较高的王府用瓷，也在情理之中。

　　明代晋王府，在明代诸王府中，规模宏大，建制较早，成为后来诸王宫城建设的标准,其布局也凸显了明代王府建筑群类繁多、分区严格、突出礼制的特点。顺治三年（1646）四月十二日夜，晋王府毁于大火。如今，太原城内还留存有大量与明晋王府相关的遗迹以及街名。

　　典膳所，是明晋王府管理膳食的地方,位于王府宫城西侧，现沿用为典膳所街。“内膳所造”款，意为供内膳使用所烧造。从史料记载可知，“内膳”是帝王后宫所享用食物的特称，不同时期隶属不同的机构管理。

　　瓷器出土地点，位于明晋王府遗址外城西南约150余米，两处相隔不远。该区域地层堆积丰富，这批遗物埋藏位置距地表约3米，出土时多破碎缺失，堆积中还有建筑构件、陶片及其他生活用器等遗物共存，可能为当时晋王府填埋生活废弃物的一处灰坑。

　　这批器物的表面皆有锔钉孔痕，表明它们曾经过多次修补，一些锔孔内残留锔钉，从锈蚀情况来看，当时采用的是铁质锔钉，孔眼规整，反映了当时锔瓷工艺的高超和使用的普遍性。

　　综上所述，太原出土的这批瓷器遗物，应为明代晚期万历至崇祯时期，晋王府在景德镇定制的具有官用性质的民间窑场烧造的高档瓷器。这批瓷器的出土，填补了瓷器款识研究上的空白，对研究明代晚期景德镇的制瓷手工业，明代晋王府的兴衰历史以及锔瓷工艺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