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像碑正面开一圆拱形佛龛，高50厘米、宽39厘米、深9厘米，佛龛两侧线刻立柱，上部刻尖拱龛楣。龛中佛像高47厘米，结跏趺坐于方座之上，面形长圆，素面高肉髻，内着僧祇支，胸前束带作结，外披双领下垂式袈裟，袈裟下摆覆于座前，衣褶略呈“八”字形展开，袈裟衣纹多用平行的阴线所刻。

　　佛身后用阴线刻头光、背光，身侧左右各有阴线刻胁侍弟子，均有头光，造型简括。龛外线刻满壁，左右胁侍菩萨各一，有桃尖形头光，头戴花冠，身着长裙。龛上部刻祥云及火焰纹，其间左右各一飞天，体态飘逸，线条流畅。

　　佛龛下部正中刻四人供养图，分为两组，每组二人，前低后高。前为老者对坐，手执莲蕾，着长袍，踞坐，无发，二人身后各有一持伞盖侍者。供养图正中有两行刻铭，字迹大多模糊不清。四人供养图两侧各蹲一长毛猛兽，似张口欲吼，形态应为狮子。

　　碑两侧均刻有祥云及飞天纹饰，与正面纹饰相连接。很明显，这是一通典型的佛教造像碑，是当时社会上佛教盛行的具体反映。

　　与正面的开龛造像不同，程哲碑背面碑头刻“大魏天平元年岁次甲寅十一月庚辰朔二日壬午造讫”。其下勒文小楷，碑文总计1404字，详细记述了程哲及其同族中显赫人物生平，既是发愿文，也是一篇墓志铭。

　　碑阳的佛教主题与碑阴铭史内容的巨大反差让人疑窦丛生，这恰恰就是程哲碑最具特色的地方和它的价值所在。中国传统文化历来重生死,“事死如事生”是中国人的丧葬习俗，墓碑中出现佛教造像题材,说明死者生前已然虔诚信奉佛教，希望死后他信奉的宗教神祇能够给他带来彼岸世界的平安和幸福。传统汉文化和来自古印度的佛教文化在同一通碑上完美的并存、融合，正体现出南北朝时期文化大融合的历史风貌。

　　北朝的500余年间，被称为佛教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在历经北魏统一、东西魏与北齐、北周的分裂，政权交替混乱，使得佛教有了充分发展的社会条件。尤其是北魏定都平城时（今山西大同），北魏诸帝，除废黜佛法的太武帝外，都笃信佛教，大量僧侣从凉州及世界各地涌入平城，使其成为佛教中心。

　　当皇家大规模的开窟造像成为北魏佛教造像风格主导的同时，民间信士们为了单独供养及移运便利，除了铸造为数甚多的金铜佛像和单体石雕像之外，另一种具有民族传统的佛教造像艺术载体——造像碑，则在民间悄然兴起，成为民间佛教造像的主流。

　　民间造像从其保存状况的完整性、系统性与工艺的精湛方面来说，虽不能与石窟造像相媲美，但民间造像对于时代风格的敏感以及凿刻内容的随意性、多样性却是皇家造像无法匹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