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阅读一些关于城乡关系的叙事作品时，可以粗略得出一些显而易见的结论：“二元对立”思维以及套路化的叙事模式，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而是转化得更深、更隐秘了。在一些故事中，有的人想方设法摆脱农村的背景，以进入城市既定生活流水线为成功。相反地，有的人生活在城市里，感受到城市生活的速度和压力，于是在脑海中将乡村无限诗意化。在这样的视野中，城乡之间是对立的、割裂的。这样写出来的城、乡，是想象意义上的，而非真实的、可信的。

　　当前，乡村振兴战略不断推进，乡村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需要写出真实的农村，描绘出农村世界的复杂性，呈现城乡之间的紧密关联。在此背景下，作为一种价值和思想叙事，当前农村题材创作究竟应该如何推进？

　　要判断去往哪里，首先必须了解来时的路。新中国成立之初，作家们有着令人感佩的写作态度，他们把自己定位成时代的书记员，以自己的作品反映农村世界的深刻变化，塑造出一个个具有时代性特征的人物形象。站在今天的视角，要深思这一阶段创作对当下农村题材创作的借鉴意义。

　　新时期以来，作家们以文学的形式关注“三农”问题，触及了农村改革中出现的多种问题和复杂矛盾，强调真实，强调人情、人性，强调反思性。当然，其中有些作品的反思是有限度的。这体现为：更多的是对社会的反思，缺乏对自我的反思，特别是对自我与社会关系的反思。

　　进入20世纪90年代，诗意浪漫的农村，构成了很多农村题材作品的主题。在这些作品中，建构农民主体性的主旨是不变的主线。这时候，农村自然物质的主体化、功能化和诗意化，农民与庄稼的同一性，以及“主客不分”的哲学观、“天人合一”的道德观、“物无贵贱”的平等观，是支撑起关于农村社会诗意想象的基本框架。

　　真正的农村题材文学，必须先把自己浸泡在世俗的农村现实酱缸里，方能比别人更多地看到物质现代化背后人的现代化程度。按照文学的诗意浪漫叙事，那样的农村当然高度契合我们对“美丽乡村”的表述。然而，“三农”问题的中心乃农民主体性的成长，而且是一个个具体个体的成长。这并非那种整体化的诗意想象所能呈现出来的。

　　作家们并不是不了解农村政策，他们知道也在践行写农村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最终是为了写农民的现代化这一命题。但他们普遍忽略了在现代社会机制中，写农民如何缓慢成长为具有主体性的自我这一关键环节。所以，有些作家图省事，他们笔下的“现代农民”，不是吃苦耐劳的带头人、能人、乡绅，就是严格执行上级政策的基层党员干部。这些人物当然也非常重要，但我们在很多作品中看不到人物（特别是普通人物）的自然成长，看不到主人公在现实境遇中的真实挣扎，更多是一种脸谱化的描写。

　　结合我本人在基层农村调研的实际，我认为，在农村题材文学写作中，最需要的并不是简单的解构，也不是省事的建构，亦不是作家懂多少政治学和经济学知识的问题，而是要有一种自觉的文化现代性思想。

　　其一，急需用文化现代性思想重建故事题材。经典人类学和社会学分析指出，只有积极干预人的不自觉状态，才能把人从浑蒙世界中解放出来。在脱贫攻坚、美丽乡村建设、城乡融合发展迅速推进的当下，大多数故事仍然以传统农耕文化秩序的超稳定性来嘲讽流动城市人生的欲望与灰暗，这显然是视野局限所致。引入现代性思想，就是希望文学叙事摆脱对宗法宗族文化程式的依赖，从更自觉的层面反观、审视传统农耕文化，推进审美模式、情感结构、形象体系整体完成现代性转型。

　　其二，急需用文化现代性视角调整故事的讲法。文学故事的确有诗意浪漫的人文情怀，然而当情节、细节仅仅属于特殊个体所独有、所独信，就很难上升到时代的高度。因此，只有把讲好故事认同为一种公共参与行为，内化为一种特殊形式的思想言说，才能从主体性本身避免把客观主观化。

　　其三，急需用文化现代性思维打破故事的二元价值模式。农村题材文学作品之所以多含二元思维模式，是因为它们只是在农耕文化内部看待农耕文化，在城镇文化内部看待城镇文化，或以传统农耕文化看待新型城镇文化、以新型城镇文化看待传统农耕文化，在价值取向上尚未走出非此即彼的循环惯性。引入文化现代性价值，是希望农村故事从根本上扭转这种审美惯性，以整体的、成熟的视野看待现实，从而建构新时代农村题材的新型叙事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