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山玫瑰燕山龙，大青山下斝与瓮。汾河湾旁磬和鼓，夏商周及晋文公。”这首《晋文化颂》是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对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从中原到北方，再从北方到中原这一大范围文化交流与互动的高度概括和总结。苏秉琦认为：“距今7000~5000年，源于华山脚下的以华（花）为标志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通过一条呈S形的西南一东北向通道，沿黄河、汾河和太行山麓上溯，至山西、河北北部桑干河上游及内蒙古河曲地带，与源于燕山北侧大凌河的以龙为标志的红山文化相互碰撞，实现了华与龙的结合，又同河曲文化结合产生三袋足器，这一系列新文化因素在距今5000~4000年又沿汾河南下，在晋南同来自四方的其他文化再次结合，这就是陶寺。”而陶寺文化又开启了此后夏、商、周三代的文明化进程。

　　在这场华与龙碰撞融合的过程中，太原盆地作为南北两大文化区系的中间地带，为两大文化的融合，为华（花）与龙的结合，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都沟遗址的发现，就是这一作用的最好注脚。

　　都沟遗址位于太原市清徐县马峪乡都沟村西约100米，面积约9万平方米，文化层厚0.5~1米。断崖上暴露的遗迹有灰坑、墓葬。发掘土灰坑16座、窖穴5座、陶窑2座以及少量夯土遗迹。出土了一批比较典型的新石器时代遗物，如土鼓、罐盆、钵及少量的异形陶器，石器有石斧、石刀、研磨器、石环等，经历了庙底沟文化时期、义井文化时期、龙山文化早期。

　　都沟遗址最为丰富、也最具研究价值的遗迹和遗物都在龙山文化早期。这一时期的陶器组合较复杂，文化面貌也趋于多样化。遗址出土的陶器大部分是夹砂灰陶、泥质灰陶，也有少量泥质褐陶及夹心陶。

　　从出土器物类型，特别是土鼓类陶器的类型来看，都沟遗址应与发现于临汾盆地的陶寺遗址早期遗存有许多共性。第一，陶寺早期有大口折沿罐、筒腹侈沿罐、敞口盆、矮把豆、泥质单耳罐、碗、钵、土鼓、扁壶、彩绘龙盘等，未见鼎、刻槽盆、钝尖底器等在晋南庙底沟二期常见的陶器。都沟遗址这一时期有筒腹侈沿罐、喇叭口圆肩双鎏平底壶、敞口深腹盆、矮把豆、碗、钵、土鼓、斝等，未见扁壶、彩绘龙盘、泥质单耳罐等，出现了小罐、单耳杯等新器类。两处遗址在器类上存在很多共性。第二，陶寺早期的土鼓分为两型，制作精美。都沟遗址中的土鼓较原始，不分型，较单一。它们之间的渊源关系比较明确，都沟的土鼓应是其重要的源头。

　　关于陶寺文化，学者们多将其与古史记载的帝尧部族相联系。无独有偶，在太原清徐一带也有关于帝尧的文献记载和传说。班固在《汉书·地理志·晋阳》中注：“故《诗》唐国，周成王灭唐，封弟叔虞。龙山在西北晋水所出，东入汾。”东汉末期经学家郑玄在《毛诗·国风·唐谱》注中说：“唐者，帝尧旧都之地。”

　　结合太原地区的考古发现，特别是都沟遗址的考古发现，有关“尧都太原”的说法有其远古的史影。以龙山文化为代表的帝尧部族，曾经在太原地区繁衍生息，并且创造了灿烂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