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7月，西戎赴北京出席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之后，参加了解放大西北、大西南的战斗。年底，他去四川成都筹建《川西日报》，任编委兼副刊主编，一年后调任《川西农民报》总编辑。他用多年办《晋绥大众报》的经验来办《川西农民报》，把报纸办得通俗易懂，受到读者的欢迎。后来，西戎到了四川省文联，任创作部长兼《川西文艺》主编、《川西说唱报》社长，培养和发现了流沙河等一批文学新人。

　　繁忙的工作之余，西戎仍然挤出时间写作，创作出小说《查夜》《秋收季节》（与流沙河合作）《秀女翻身记》（与陈谦合作）以及几篇散文、评论。但是，他感觉由于生活环境不同于山西老家，语言不同，很难得心应手地体验生活并写作。他把这些苦恼写信告诉了在北京的老战友马烽，马烽非常理解他的心情。经组织协调，1952年11月，西戎从四川调到北京，任中央文学研究所创作辅导组副组长，主要从事创作。第二年初夏，他回到山西汾阳县深入生活，兼任县委副书记，在贾家庄村蹲点搞合作化扩社试点工作。他在《文学路上五十春》一文中记述了那段经历：

　　白天和农民一起劳动，夜晚开群众大会宣讲总路线。干部会、党团员会经常不断，研究扩社、并社、转社、土地入股、牲畜作价，事无巨细，上级布置下来什么任务得干什么。因为群众听说我是作家，制定村民公约、起草转高级社的章程，都要我来起草。我的住处就在农业社办公的天龙庙里，整天房里人来人往，不是来谈公事，就是来说家事，有说有笑、有哭有闹，有时为了调解一件家庭纠纷，闹得我连一点休息时间都没有。每天挨门吃派饭，这也是接近群众、了解民情最好的途径。每到一家，边吃边聊，可以听到会议上听不到的意见，也可以知道村里许多的轶闻趣事。我在这里生活了一年，从早忙到晚，我仿佛忘了疲劳，天天都有干不完的事情。农村生活是那样地丰富多彩，人是那样地百人百性，看到学到了书本里得不到的东西。对我这个以农村题材为主的作家来说，这里，只有在这里，我才真正找到了创作的源泉。我十分庆幸能获得这样一次兼职深入生活的机会，心中已不再为缺乏生活素材而焦虑不安。回到北京以后，接连写出了六个短篇，都比较成功。

　　西戎所说的六个成功的短篇，包括：《纠纷》《一个年轻人》《麦收》《宋老大进城》《盖马棚》《行医事件》。这些作品在西戎的全部创作中有着重要地位。从内容上看，涉及许多农村的重大问题，是新中国初期我国农村生活的真实写照，比如《纠纷》表现的是男女同工同酬的问题；《一个年轻人》讲述的是传统观念与新思想之间激烈冲突的故事；《麦收》突出了如何处理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矛盾；《宋老大进城》表现的是实现农业合作化后农民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变化；《盖马棚》和《行医事件》则反映出干部在农村工作中需要改进的作风问题。从形式上看，主要是着力于塑造具有高度个性化性格的人物形象，刻意创造浓郁的乡土情调，注重生动的细节描写，使用质朴的文学语言，强调充满情趣的喜剧效果。

　　在汾阳期间，西戎听说了流传在民间的抗日英雄蒋三儿弟兄的故事，于是两次到唐兴庄蒋家与英雄的母亲促膝交谈，深入了解了蒋氏兄弟的事迹。他萌生了以蒋氏兄弟为原型创作一部电影的想法，并与在北京的马烽交流。马烽对这个题材也很感兴趣，来汾阳与西戎汇合。两人再度合作，进一步采访了有关人员，讨论写作提纲，设计故事情节，然后分头写作。不久，创作出名为《扑不灭的火焰》的电影文学剧本。1954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成影片公映后，观众热烈欢迎，该片成为轰动一时的电影。一年以后，两人对剧本作了较大修改、加工，以文学剧本的形式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通过这次在汾阳深入生活，西戎感觉到继续在北京工作与自己熟悉的山西农村有距离。1955年，他调回了山西，任省文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中国作家协会山西分会副主席，兼《火花》文学刊物主编。这段时期，西戎的主要精力用在《火花》的编辑工作上。从1956年初筹办、10月出版创刊号，到1966年7月停刊，在这十余年的时间里，他投入了很大心血，广泛组织稿件，除了对准备发表的作品认真审阅、修改外，还阅读大量自然来稿，从中发现有潜力的文学人才。对许多来编辑部的青年作者，他总是耐心辅导。在他和编辑部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下，《火花》的发行量逐期上升，最高曾达到12万份，成为全国很有影响力的文学杂志之一。《火花》办刊十年，为推动我国农村题材小说的创作，推动山西的文学创作，培养青年作者，尤其是对于形成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重要的流派——“山药蛋派”，都作出了突出贡献。

　　在完成刊物编辑工作的基础上，西戎选择运城等地作为下乡体验生活的地方，获取创作素材，陆续写出了小说《姑娘的秘密》《王仁厚和他的亲家》《女婿》《两涧之间》《一头骡子的故事》《灯芯绒》《冬日的夜晚》《赖大嫂》《春播序曲》《平凡的岗位》《丰产记》、独幕话剧《圈套》、电影文学剧本《兴业春秋》（与李逸民合作）、多幕话剧剧本《青春的光彩》和长篇报告文学《在荣誉面前——植棉能手吴吉昌受奖记》等一批优秀作品。

　　西戎很少正面写重大题材和重要人物，总是选择普通农民日常生活中的矛盾冲突进行描写，收到以小寓大和小中见大的效果。出现在他作品中的人物，从来没有大而空的影子，从来没有概念化的痕迹，即使是一个着墨很少的人物，往往也是活脱脱的。这些人物都像西戎本人一样质朴、真诚而直率，他们不说空话、大话、假话；他们不唱高调、不赶浪头、不追时髦；他们没有豪言壮语和虚情假意；他们也不居高临下和盛气凌人；他们都是那么普普通通、真真切切、平平常常、实实在在。也正因为如此，这些人物才能够成为艺术典型。虽然，由于历史的缘故，西戎的这些作品留下了农村合作化、公社化的痕迹；当生活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现在再回头去审视那段历史，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来。但是，由于作品反映了当时生活的本来面目，特别是塑造出了一系列有个性特点的人物，就不显得不真实；相反，倒是可以看出历史发展的真实轨迹来。

　　1962年，西戎发表了短篇小说《赖大嫂》。小说通过赖大嫂三次养猪的经验，反映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复杂的人民内部矛盾，批判了自私自利思想和损公肥私的个人主义，提出了如何更好地发展农村经济的问题。作品是西戎长期深入生活，感受到农民固有的小农意识在新时代的表现，了解到中央的政策与农民劳动生产积极性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密切关系而创作的，所提问题尖锐，人物形象真实生动。因此，发表后受到读者喜爱，也引起文学界的广泛关注。中国作协于当年在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座谈会”，对这篇小说作了充分肯定，作为“写中间人物”的代表性作品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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