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经学大师、考据学先驱者阎若璩先生，祖籍晋源区西寨村。他学问渊博、考证严谨，在学术问题上，只要“一意未析”，就会“反复穷思”，每论一事，每立一说，都要寻根究底、力求精核。他把古代学者的名言“一物不知，以为深耻”“遭人而问，少有宁日”刻在柱子上，这不但是他的座右铭，也是他治学生涯生动而形象的写照。

　　自宋代以来，学术界一直风气不正，“束书不观，空谈无根”，真正能潜下心来研究学问的人没有几个，浩如烟海的典籍文献搁置起来，不看书、不钻研，还要无根无据地高谈阔论。到了清代，这种不正之风愈演愈烈。清康熙年间，朝廷广泛搜罗人才，只要是人才就可做官，取得很高的社会地位。于是，走捷径的人多了起来，所谓的“人才”也大批涌现。学术界风气浮躁浅薄，一瓶不满半瓶晃荡的“学者”大有人在。还有一些依靠金钱和家族权势当了官的人，也抄袭古人剽窃今人，或者请人代笔，拼凑出一两本“著作”来，得意洋洋地以有“学问”的官员自居，用来钻营功名利禄。一些脑满肠肥的高官们，虽然不学无术，但也要假装斯文，满口“之乎者也”，以显示自己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由此可见，当时学术界的风气是何等恶劣。

　　正在这时，阎若璩出现了，他博览群书，潜心钻研，自成一家，有着深厚扎实的史学底蕴。他治学极为认真，不盲从、不人云亦云、不迷信权威。即使是圣贤经典，他也敢于怀疑，对问题一定要亲自寻找到源头。

　　阎若璩虽然埋头于经史，但绝不是书呆子。如在写地理方面的论文时，他更注重实地考察，跋山涉水，上问长者贤人，下问山野樵夫，务求得到第一手资料，提出自己独特的看法。为了弄清孟子的生卒年月，他把先秦诸子的著作，以及《史记》等典籍翻了个遍，最后写出的《孟子生卒年月考》仅薄薄的一卷而已，可见他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 

　　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朝廷重臣、内阁大学士徐乾学组织书局，奉敕编撰《大清一统志》。这是一个大工程，邀请了许多当时的顶尖学者参加编撰，在名单中，第一个就是阎若璩，另外还有精于地理学的顾祖禹、黄仪，著名历史学家万斯同等。阎若璩学识宏富，见解精确深刻。有学者提出一个问题，他不假思索，马上就能引经据典举出许多例子加以佐证，受到众人的高度赞赏，说他于“古今沿革，考索寻究，不遗余力，往往出其意表”，是书局的肱骨栋梁。

　　用了十来年的时间，阎若璩不但编成了《大清一统志》，还协助徐乾学完成了《资治通鉴后编》184卷。徐乾学也写了不少文章，每写成一篇，照例先让阎若璩修改订正，并与同僚说：“阎先生学有师法，非时贤所及也。”“书不过阎先生目，讹谬百出。”就连雍正皇帝也评价他：“下笔吐辞，天惊石破。读书等身，一字无假……孔思周情，旨深言大。”

　　阎若璩的学问越来越精深，著作也越来越多。除以上提到的，还有《四书释地》《潜丘札记》《重校困学纪闻》等，但奠定他考据学先驱、经学大师地位的，是《尚书古文疏证》。 

　　我们知道，《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是对春秋以前历代官府公务文书的选编，后来被儒家奉为经典。因为是用古文字写的，很难懂，到了汉文帝时，用汉隶翻译颁发，被称为《今文尚书》。谁料到了东晋时期，又神秘地出现了一部《古文尚书》，据说就是秦始皇焚书时，有人藏在孔府墙壁里而保存下来的，比流行的《今文尚书》多出了25篇。在之后的隋唐时期，人们对这部书深信不疑。唐太宗李世民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下诏修订《五经正义》，把这本《古文尚书》以朝廷的名义颁行，成为士大夫的正式教科书，把它推上了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

　　当然，历代有许多有识之士都对其产生过怀疑，但因证据模糊，也就显得说服力不大，引不起社会关注。阎若璩从20岁开始研读《古文尚书》，读着读着就对其真伪产生了质疑，于是费尽心力进行研究考辨，“博考群籍，穷本寻源”。30来年后，一切在他心里便“朗若明镜”“尽得其症结之所在”，哪儿有点儿毛病他都了然于胸。

　　千余年来至高无上的《古文尚书》是伪书的辫子，还是让治学极为严谨、眼光极为尖辣的阎若璩抓住了。如书中出现了汉代才有的地名；再如古代的典礼刑法是十分严格的，而《古文尚书》中却出现了汉代才有的刑法称谓……他还从体例、文法、训诂、义理、历史等多方面指出疑点，旁征博引写出了《尚书古文疏证》。他条分缕析，把这部书的“伪迹”列出了128条，条条有理，字字有据，是任何人也推不翻的铁证。

　　这个石破天惊的结论，无异于在清初的学术界乃至思想界、政治界扔下了一颗重磅炸弹，震动朝野。一千多年来，《古文尚书》被封建士大夫们奉为“宝典”，是无数官员、学者安身立命，升官发财的“传家宝”，现在，突然被指证为“伪书”，这还了得？一时之间，那些沾了《古文尚书》光的既得利益者们，就跟塌了天一样，进退失据、狼狈不堪。他们立刻对阎若璩进行了不择手段的围攻、谩骂、威胁、恐吓……但《尚书古文疏证》举出的证据十分扎实，那些人们声嘶力竭，也改变不了《古文尚书》是伪书的事实。

　　《尚书古文疏证》是划时代的巨著，更重要的意义在于，阎若璩倡导、开创了求真务实的学术新风，使当时许多人一改浅薄浮躁，开始潜心钻研学问。既然千百年流传下来的圣贤经典也有假冒的，那么，还有什么是不可以怀疑的呢？于是，在阎若璩的启示下，经学考据之风盛行，且越来越深刻，开创了新的思维，考据的方式方法也越来越多样化。阎若璩对古代思想的反思与整理带了个好头，“事必求其根柢，言必求其依据”，一扫宋代以来的弊病。他上承顾炎武、黄宗羲，下启惠栋、戴震，对后来“乾嘉学派”的形成影响极大，也被后世誉为考据学的先驱者，成为清代启蒙思潮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直至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仍高度评价他是“近三百年来学术解放之第一功臣”；胡适也评价他的考据学是“最具有科学本质的”。

　　阎若璩的治学之道影响是极其深远的，至今也有着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