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静乐县召开了干部扩大会议，根据上级指示精神，确定了支援大西南的调干任务。这是全县继1947年冯振江、王明夏等六位同志支援大西北，冯静卿等十位同志支援内蒙古之后的重要决策。这次支援大西北调干名额共计120人，数量大，时间紧，任务重，静乐县委十分重视。

　　县委组织部对南下调干的政策是：自愿报名，组织审核，党委批准。调干基本条件是：男干部必须是区长、区委书记以上职位；家属为军属待遇，干部配偶要求大脚板、初小文化，这样方可随军南下。

　　当时赵富堂同志任静一区副区长，在区里和全县都是最年轻的区长。他积极上进，在思想上早已做好了准备，便和爱人崔月娥商量好，忍痛把仅6个月的女儿交给奶妈接走，然后分头做好双方父母的思想工作。经过组织审查后，就报名南下了。

　　静乐县南下调干分两批调出，赵富堂、崔月娥夫妇是第一批，同时南下的还有崔毓林（原名崔元林）夫妇、冯竞（原名冯海婵）等，由县委副书记王敖、副县长郭宪书、宣传部长褚培仁三人带队，这批干部大多数是经过革命斗争考验和多年锻炼的骨干党员。在他们信心满怀准备南下时，听到了一些负面言论，什么“老不走边、少不入川”“过了黄河就别想回家了”“四川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蚊子苍蝇咬死人”云云，但他们并没有被这些舆论所影响，信心坚定，坚决响应党的号召，毅然南下支川。

　　1949年6月的一天， 静乐县委大院集中召开大会，静乐县委书记主持会议，县委领导欢送第一批干部队伍南下。那一天，县委大院机关干部、市民群众、干部家属和学生代表上千人，敲锣打鼓，热情欢送。

　　欢送人群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干部家属和亲人，他们热泪盈眶，拉着亲人的手，不停地嘱咐南下的亲人，千言万语、难舍难分。说实话，此时此刻，他们这些南下干部真要离开土生土长、多年战斗过的家乡，确实是心有不舍。但革命战士必须听从党的召唤，服从大局。

　　队伍出发后，在刚出县城东门朝阳山庙下时，就发现有两人不见了，有人说等等再走，有人说派人去找，王敖同志果断地说：“南下是自愿的，由他们去吧！继续出发！”

　　队伍来到阳曲县，在向阳店住一宿，第二天中午到达太原，住在了天主教堂附近的一座小二层楼。绝大多数同志是第一次进太原城，在太原休整期间，带队领导对极少数人不辞而别的逃跑行为进行了严肃批评，做了耐心细致的工作，进一步统一了思想。

　　队伍从太原乘火车向临汾进发，行进到灵石口时，火车中断，大家徒步前行，当晚住在赵城，第二天徒步到达临汾党校。

　　临汾党校共设七个部，赵富堂被编在二部。党校学员是按照职务和文化程度来分班的，正县团以上干部编一部，他们是以自习为主加辅导；高小文化水平的区长、区委书记以上干部编二部，学习方法是讲课加讨论；一般干部编三部；还有青年部、妇女部、公安部等几个部。学员大部分是来自晋绥、太岳、太行区的地方干部，也有少数军队干部。

　　9月，静乐县第二批南下干部由县武装部长李容带队来报到，加上其他地区来的南下干部，约2万余人云集临汾。临汾城西的伍级、伍密、金店等河西一带的村庄，几乎村村都住着南下干部。一时间，临汾成了南下干部培训中心。

　　学习的内容是听首长作国内外形势的报告，如何管理大城市、如何适应新区工作等。同时，介绍四川等地政治、经济、社情民意、地理情况、民情风俗。大家在学习中了解到，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势力、一些散兵游勇，还有反动的乡长、保长、袍哥、土匪特务等还比较猖獗，负隅顽抗，南下干部们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积极应对各种复杂问题，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余孽。在临汾党校，学员们聆听了贺龙同志针对国内外形势作的精彩报告后，个个豪情满怀，斗志昂扬。

　　经过集中培训学习，娄烦地区南下干部提高了思想认识水平，学到了许多战斗经验和工作方法，更加坚定了南下工作的决心。

　　静乐县进军大西南的地方干部随军南下，沿途翻越秦岭，跨过剑门阁，冲破国民党军的重重封锁，也目睹了国民党兵败如山倒的乱象，紧跟解放军队伍进入广元。在广元休息了两天，听了广元县军代表兼县委书记李林芝的情况介绍。第三天，随部队经绵阳三台来到中江县，开始政权接管工作。

　　踏过千山万水，历经风吹雨打，静乐县南下干部一百多人终于来到四川，在解放大西南战斗和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作出了重大贡献。解放后，这些老同志有的留在四川担任地方党政工作，有的调往北京、东北和山西等地，担任不同的领导职位，为新中国革命和建设继续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口述：赵富堂  整理：曹文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