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小说一直没能较理想地平衡好两种关系，即实与虚、小与大的关系。很多写作困境由此而来。

　　20世纪90年代以后，对日常生活书写的张扬，走的是经验主义、感觉主义的写作路子，物质、身体、欲望是叙事的主角，叙事中的细节流指向的多是日常生活的烦难和个人的私密经验，这种由感觉和经验所构成的实感，对于认识一种更内在的生存而言，敞露出的往往是一种空无感——写作到经验为止，而经验的高度同质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经验的贫乏，其实就是意义的贫乏、精神的贫乏。一味地沉迷于生活流、细节流的书写，只会导致肤浅情绪的泛滥，或者满足于一些生活小感悟、小转折的展示，这样的写作，对于生活下面那个坚硬的核心并无多少解析能力。依靠直接经验的写作，塑造的往往是经验的自我，经验与经验之间发生冲突时，也是通过经验来解决矛盾，这种以实事为准绳的自然思维，还不足以创造出意义的自我——我们经常说的精神可能性，其实就是要在写作中让经验从个别走向一般和普遍。

　　除了自然思维，写作还需要有一些哲学思维，才能在实事、经验之中完成内在超越。

　　这里面有一个待解的虚与实的问题。实的一面，就是语词、经验、细节、感受，似乎越具体就越真实；但虚的一面，还有一个精神想象和诗歌主体建构的潜在意图，它才能真正决定诗歌的质地如何。小说的误区似乎相似。有那么一段时间，小说不断地写实化、细节化、个人化，作家都追求讲一个好看的故事，在涉及身体、欲望的经验叙写方面，越来越大胆，并把这个视为个人写作的路标之一，以致多数小说热衷于小事、私事的述说，而逐渐失去关注重大问题、书写主要真实的能力。

　　极端的个人化写作，必然拒斥多数读者的阅读期待，写作也会因为失去必要的开放性而损耗大众影响力。

　　写作除了要有方法论的革新，也要有丰富的现实信息和审美信息，叙事才不会变成语言的空转，因此，文学该如何向公众发言并重获大众影响力，这并非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不再坚持过于乖张的艺术面貌，未必就是向大众妥协，而可能是通过艺术的综合和平衡，让小说回到了小说自身的道路中。同样是讲故事，经过了现代艺术训练的作家，他的讲述方式必然会有很大的不同。像格非、苏童这样的先锋作家，包括后来写出了《檀香刑》《蛙》的莫言、写出了《云中记》的阿来、写出了《人生海海》的麦家，在写作转型上之所以成功，就在于他们在长篇小说写作中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综合，重塑了自己的小说面貌。在写实与抽象之间、经验与超验之间、小事情和大历史之间，不偏向任何一方，而是走了一条日常性和意义感、艺术性和大众化相平衡的中间道路。

　　“中间道路”这样的概括也许过于粗疏了，但从极端抽象的艺术探索中撤退，同时又避免沦入经验主义、感觉主义的泥淖，让写作变得既感性又理性，既实又虚，甚至用寓言的方式来写人间万象，这种综合和平衡所带来的写作突破，是近年来中国文学最大的收获之一。

　　好的小说，总是游走于纪实与虚构、微观与宏大之间，让自我、意义、价值关怀、精神追问等，隐身于细节、经验、语言和结构之中，进而实现某种综合和平衡；它既有坚硬的物质外壳，又能在意蕴上显出一种浑然和苍茫，有限的讲述，好像敞开着无限的可能。而综合、平衡、杂糅、浑然十分重要。尤其是当我们把西方各种艺术流派都模仿、借鉴一遍之后，文学如何才能建构起真正的中国风格，就得借力于对各种艺术力量的综合。文学要想对“中国”作出重新体认，不是简单依靠回望传统、激活传统叙事资源就可以了，它还要处理好与现代世界、现代艺术之间的关系。

　　只有融汇了东方和西方、传统和现代的文学，才能称之为面向未来的中国文学。

　　都说艺术是没有国界的，但精神有根性、心灵有故乡，文学最终要确证的，仍然是一名作家活在此时此地的存在感受。所谓的真实感，就是要写出自己所面对的人群和生活所独有的面貌；完成了对一个时代的概括与书写，文学才算达成了它的使命。而在当下的语境里，“使命”成了一个大词，是个人主义的文学不太关心的，在他们眼中，写作似乎就是为了不断地强调和建构这个“我”。但是，真正的文学既是有“我”的文学，也是无“我”的文学，如庄子所说“吾丧我”——它既是对一种自由精神的张扬，也是要把这种自由精神变成普遍性的精神平等。从“我”到“吾丧我”的存在性跳跃中，作家才有可能实现更大的写作抱负。

　　小说是当下重要的文体，理应担负起文学变革的使命。

　　中国文学是否有“使命感”和“综合力量”，并获得“整体性观察”这个重要维度，对于写作空间的拓展至关重要，因为艺术风格的局部调整，叙事策略上的细小变革，可能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重要，真正改变文学大势的，还是那些能让现状作出整体性翻转的写作观念。

　　以“自我”这一现代主体为基础的写作，正在走向精神的穷途，个人的经验、感受所固有的局限性，已无法有效解释现代世界，更无法实现与他者的真正沟通。要突破这一困境，小说须从“自我”这个茧里走出来，重构“自我”与“世界”的关系。“世界”是“我”的世界，“我”也应是“世界”中的“我”，前面说的平衡实与虚、小与大这两种关系，其实就是平衡“自我”与“世界”的关系。这并不是什么新议题，却有可能从这种思考中建构起新的写作路径，毕竟，现代小说要真实对话一个还在急剧变化的现代社会，必然遭遇新的问题，也必然向写作者提出新的问题。现代小说的核心要旨就是不断地提问，它或许不能给出确定的答案，但它理应一直保持着提问的姿态。极端抽象或极端写实的写作路径，都曾在某个时期让中国作家写出了具有现代感的小说，在这些小说中，最响亮的字眼就是“自我”，这么多年过去了，它的成就和它的局限也都充分显现出来了。接下来需要的是平衡、综合、拓展。而平衡和综合好实与虚、小与大、“自我”与“世界”之间关系后的重新出发，很可能会再一次翻转中国作家的写作观念。

　　新的观念催生新的小说。当现代社会来临，我们不仅希望作家告别陈旧的写作方式，写出真正的现代小说，也希望他们能不断地写出新的现代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