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中旬的一天，我应约去中国作协开了个会，会上有许多不认识的机关干部和外地作家——我“解甲归田”毕竟十余年了，放眼望去，皆是英气逼人、表情庄重、前途无量的中青年，我找个角落坐下了。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李敬泽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设计计划、亲自领导部署，在全国范围展开了一场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脱贫攻坚战，要在建党百年之际，全面消除绝对贫困，要一个民族不落、一个乡亲不落，让人民过上“不愁吃、不愁穿”的好日子，全面进入小康社会。这场伟大的战役已经展开，“作家当然不能缺席”。为此，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处从各地选出25名作家，或在自己家乡，或另选地点，集中采写这场波澜壮阔的脱贫攻坚战。

　　我注意到，经过会前沟通，名单上的作家基本已确定了采访地，而我尚“去向不明”。会后，我问敬泽：“我去哪儿？”他说：“对你没要求。”听他的意思，好像考虑到我的年龄，接不接这个任务都行。

　　我没有犹豫。当时就决定了，绕全国走一圈！

　　出发，去看看脱贫攻坚的乡村作为和农民生活的变化，成了我最强烈的热望。作协机关的年轻博士刘诗宇走过来，期望和我同行，我当然欢迎。后来我才知道，敬泽同志很支持他的想法——大概也是担心我的年龄吧。第二天，我拉上行李箱，里面装了一个小台灯（这是我的习惯，因为很多小旅店的灯光是特别节能的） ，刘诗宇则带了很多药品，后来我才知道是给我预备的，可我一片没吃，他倒因为路上感冒吃了不少。

　　第一站，先到了黄土高原上的榆林，长城第一烽火台便坐落在那里。而后是新疆和田、贵州铜仁、上海，再后是黑龙江佳木斯、哈尔滨的几个县，等于绕全国一圈。我整整十个月没回家，边走边访边写，于2020年6月在哈尔滨完成了30万字的《国家温度》。书稿刚刚杀青，又接到贵州省委宣传部的“严令”，要我写写那里的“扶贫大决战”。于是我从哈尔滨直飞贵阳，又开始了对贵州多地的调研与写作。妻子说我：“老骥并不伏枥，把家都忘了。”结果我真忘了。一个暴风雨的午夜，我拉着行李箱从首都机场回家，广阔的社区漆黑一片，大雨狂泼，周围几十栋楼长得一模一样，我转了近两个小时——真的找不到家了。没办法，只好打110求救，最后是两位警察同志赶来，把我送回家的。好在第二天上午醒来，还是一条73岁的好汉！

　　就这样，近两年时间，我奔波全国各地，先后完成了两部作品：30万字的《国家温度》（作家出版社2020年出版）和35万字的《主战场：中国大扶贫——贵州战法》（贵州人民出版社2021年出版）。整个写作，大部分是在途中的小旅社完成的，那盏从家里带出来的小台灯，还有一束我走哪儿拎哪儿的插在玻璃杯里的碰碰香——是新疆朋友送的，陪了我一路。所有的时日，除了奔波采访，我经常一整天寂寞地独对电脑，无人说话，写累了就嗅嗅碰碰香的叶子，那一缕芬芳也算慰藉了。写到那些动情的故事，有时会泪流满面，有时会放声大笑。

　　一路翻山越岭、进村入寨，我和刘诗宇曾迷失在风沙弥天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车抛锚了，没水喝，帽子也丢了，后来看到“援军”远远赶来，我们像落难老乡看到红军一样跳起来欢呼不已。坐在田间地头、农家炕头，采访那些扶贫干部、村干部和农民，总是一次次深受感动。在黑龙江著名的“傻子屯”，上炕盘腿一坐，和乡亲们吃大葱蘸酱；在新疆小院，和维吾尔族村民们一起吃烤串；在陕北高原睡窑洞，听老乡们讲当年的延安故事；在新疆和田一所新建的双语小学，看到花花朵朵的各族孩子们潮水般向我涌来，我顿时热泪盈眶，蹲下来张开双臂，热烈拥抱他们。在上海援建的一所山区中学，校长对我说：“天下没有远方，有爱就是故乡……”

　　就这样，一次次的感动激励我、牵引我不断前行。是啊，看到新时代的一股股暖流涌进千家万户，炊烟都比往日香，我怎么能不激动万分并奋笔疾书呢！所有这一切，都显现着脱贫攻坚的累累硕果，显现着党“以人民为中心”的伟大宗旨正在落地生根，显现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温度”。更令我振奋的是，经过脱贫攻坚，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党的执政基础得到空前的稳固和提高。一位干部把上中学的女儿带到了扶贫点，回程路上，女儿说：“以后我要好好学习。”爸爸问为什么？女儿说：“长大后我要帮帮这里的爷爷奶奶。”

　　无数默默无闻的奋斗者、奉献者就在人民中间，作为作家，我唯一的心愿就是：不让英雄寂寞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