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短篇小说，在叙述形式、手法与语言方面，已然十分成熟。过去对小说的认识，总是局限在内容与形式的“二分法”模式中，小说叙述学打破了这种模式。它把文本的内容与形式看作一个整体，从作家叙述的角度、构成、语言等层面观照文本，形成了一套全新的创作理论。正如徐岱在《小说叙事学》中说的：“小说的叙事学所要加以把握的主要对象，是小说世界中的叙事结构与体系，其目的是揭开支配着小说叙事艺术的各种因素与奥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各种具体的叙事法则与规律。”譬如小说的叙事结构、构成要素、基本模式、叙事修辞等。小说叙述学的实践，使小说的面貌与品格有了很大提升。
有些作家坚守现实主义写法，但在叙述形式与语言上进行了多方探索，同时又运用了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表现方法，使小说变得丰满而多姿。刘庆邦的《挂在墙上的弦子》写的是农民工潘明华与曲胡——弦子的故事，他酷爱民间的曲胡，外出打工只能把它挂在家里的墙上。妻子与女儿思念他，曲胡成为她们的家常话题。当他春节放假回来，右手失掉了两根半手指，他依然给妻女拉曲胡。这是一个既温暖又悲伤的底层民众故事，作家借用了浪漫主义手法，给曲胡赋予了灵性与生命；汲取了意识流手法，表现妻子在曲胡声中心游万仞。特别是在叙述语言上，融叙述、描写、抒情、议论为一体，自由转换、行云流水，有一种动人心魄的艺术感染力。草白的《茶树王》同样是2022年的短篇佳制。作品以摄影师“我”为叙述者，讲述了“我”前往布朗山给一位老茶人拍照片、寻找茶树王的故事情节。茶山的浩瀚、葱茏、神奇；老茶人宋易安年轻时的打虎壮举、如今的苍老和木讷；茶树王的神秘、难寻、巍然；特别是写“我”在大自然中的震动、净化，对世事、人生的沉吟、领悟，夹叙夹议中有抒情，还有意识流、梦境、内心独白，形成了一种协奏曲般的叙述形态与格调，凸显了老茶人、茶树王的象征形象，在二者身上凝聚了自然、宇宙的精气神。
许晨晴在《试论元小说的叙事特征》中说“元小说”叙事“被称为‘关于小说的小说’，其主要是以小说的形式对小说进行反思和创作，关于自身的虚构本质和创作过程，又被称为‘自我意识’小说、‘超小说’等等”。这种叙事形式兴起于新时期文学，当下依然有作家在运用。钟求是的短篇小说扎实而丰满，《比时间更久》写一位生命将终的老父亲周文振，费尽周折改名字的故事。文本由“虚构部分”和“非虚构部分”组成，前一部分写的是老教师周文振为人师表的历史和他深藏的年轻时的恋情；后一部分写的是儿子“我”寻找父亲当年恋人的过程。前一部分是作家无中生有的艺术想象，后一部分是作家不期而遇的真实见闻。小说与现实对接，是作家的奇思妙想。裘山山的短篇小说灵动而有趣。《事情不是这样的》写作家“我”在《红围巾》中描述的军人爱情的由来，与若干年后寻找西藏老兵的情节。“我”的小说是根据生活原型创作的，而廖老兵误把小说当成写自己，向“我”讲述了他自己的爱情故事。小说改变、丰富了生活原型，而生活的真实又校正、补充着小说创作。二者的关系竟是如此紧密、奇妙。李浩的《像是影子，像是其他》写的依然是家族系列小说，作品主人公是“我”的爷爷。这位地下工作者、中共滨州区委副书记，负责党的财政工作，保管着一大笔经费，有许许多多残缺而神奇的传说。这无疑是爷爷的真实行状。但在奶奶、四叔、父亲的讲述中，爷爷变成了“痨病鬼”“不着家的”“换命人”等，爷爷被丑化、误解、神化。既像是真人，又像是影子。而“我”的小说就建立在这样既真实又虚幻的基础上，历史、传说建构着“我”的小说，“我”的小说又结构着历史、传说。这是对元小说的创造性运用，又借鉴了复调小说的写法。
叙述学中的人称、视角，是一个关键性问题。选择一种巧妙得当的叙述人称、视角，对于一篇小说至关重要。一般有第一、第二、第三人称三种叙述类型。当下短篇小说在叙述人称、视角设置上，已然十分成熟。第一、第二人称是使用最多的。在2022年的短篇小说中，也有一些别出心裁的创新。李约热的《绝美之城》采用了第二人称叙述，小说中“你”是一位姓李的作家，由“你”的纪实小说，引出了案件当事人小栗、老楼，由“你”的家庭生活，引出了出国留学的女儿李曼。这些不同身份、命运的人，都在挣扎、寻找乃至赎罪，表现了现代人“似乎每个人都在颓败，颓败之中有烈火的蓬勃”的精神状态。如果用第三人称“他”替换第二人称“你”，就不会显得这样深切、激越。第二人称是一种奇特的人称叙述，但尝试者并不多。罗伟章的《芦苇》选择了第一人称“我”的叙述，但这个“我”不是一个活的人，而是一个死者的灵魂。生者曾经是哲学专业高材生，有过美好的爱情与家庭，但命运不济，在公司做一个小职员，因妻子出轨一怒之下剥夺了他人的生命。当生者被抓捕执行死刑后，灵魂久久不散，痛苦地回忆自己的人生，反思自己由善变恶的历程。选择灵魂的叙述、自省，可以更自由、深切地表现“人”的感受、思考，强化小说的吸引力。
小说叙述学是一种宏阔精微的文学理论。西方叙述学自成体系，中国叙述学独具特色。新时期以来小说叙述学成果丰硕，但这套理论与创作实践却有隔膜、脱节现象。学者的理论很难转化为作家的创作手段，作家对叙述学的吸纳还停留在粗浅、零碎的层面。只有理论与创作结合，批评家与作家的“结缘”，才能推进叙述学理论与实践的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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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短篇小说批评系列文章今日结束，感谢读者关注。 ——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