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

　　宋金以降，民间渐有“花花真定府，锦绣太原城”的民谚，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此民谣相传不绝，太原城的发展和繁荣是在历史发展中逐步形成并长期存在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再现“锦绣太原城”盛景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太原的殷殷嘱托。千年回眸，再顾当初，太原城在繁盛的晋阳古城倾灭后如何从往昔辉煌的废墟中重新兴盛成长起来，是“锦绣太原城”发展应回答的历史之问。

　　宋以前晋阳城的形势与地位

　　晋阳城作为太原城的前身，自古以来便有着特殊的地理形势和历史地位。山西长久以来作为国家的北部边陲要冲，地势居高临下，是草原与农耕两大文明区的分界线，地理格局封闭完整，内部山川险塞纵横棋布，南北狭长，有“锁钥”之称。晋阳城的出现仿佛打开全境的一方锁孔，不但使得山西北部战备之资与南部盐铁之饶得以结合，且晋阳城本身山环水绕，易于耕牧战守，使得山西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得以扬长避短，不论治世还是乱世，其发展都能得到相对稳定的保障。千余年间，山西作为华夷屏障、北方咽喉，晋阳折冲其间，城池屡经折损而未毁，至隋代已成为北方一大都会。唐代晋阳城作为“天王三京”之一，规模雄阔，盛极一时，足见历史对其的偏爱。

　　到唐末五季，得天独厚又有千年积累的晋阳城出现了强大的割据军阀，与以河洛地区为代表的中原政权斗争激烈，长期处于此消彼长的关系中，故宋初已有“参商不两盛”之说，这既是宋人“惩创五季”所得经验之谈，也是五代宋初参商两地关系的现实写照，这也为宋灭北汉后对这座千年要塞的毁弃埋下伏笔。

　　宋初太原地区的毁灭与新生

　　公元979年，北宋攻灭北汉，太原地区也迎来了有史以来至暗的一刻。基于对晋阳城形势险峻、易于滋生豪强的忌惮，宋太宗赵光义对太原进行了一系列的战后处置，声称“与民更始”。相较于对待北汉亡国君民的温和，北宋朝廷对于晋阳城的处置十分决绝，手段更为彻底，影响也更为深远。

　　首先是迁建新城。基于晋阳城特殊的形势地位，赵宋统治者在战后毁掉了晋阳城，并于晋阳城东北二十余里的平晋城迁建新城，随着宋辽间形势的紧张，此地因“地非会要”而在三年后迁至晋阳北四十余里的唐明镇。但与晋阳城相比，新城选址于汾东凹岸，格局狭隘，地势卑下，地多盐碱且容易遭受洪灾，所以太原水旱频仍，历任太原的地方官员都以防洪固堤为要务。

　　与迁城相配套的就是移民了，这期间发生了后世所谓的“火焚水淹”晋阳城事件。迁民之举目的在于削弱亡叛之国死灰复燃的可能，防止并州地区再出豪强，毁城徙民配合移治降级，构成了太宗在并州地区“与民更始”的基本架构，也奠定了太原地区在此后相当一段历史时期内受压制的发展状态。对这段历史，《宋史》记载为“尽徙余民于新城，遣使督之，既出，即命纵火”。虽未具体说明纵火原因，但连贯上下可以看出，是为了断绝民众复迁之念。城中百姓应当是抗拒的，因此“遣使督之”，意在驱赶民众。次年，北宋朝廷又降诏“诏壅汾河晋祠水灌太原故城”，火焚之后再次水淹晋阳，主要是为了驱民迁徙，意在使城内不堪居守。毁城让城池俱废，但治所和百姓的迁移对于城市的发展来说才是毁灭性的。

　　然而，北宋统治者的敌意并未能彻底扼杀这座传承千年的文明古都的底蕴。随着宋太宗北伐的失败，太原再次移镇于会要之地，并在新城甫建之际便将原本迁至西京的地方强权者重新迁回唐明镇，补充地方势力，用以发展新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平晋城恰如其名，是作为晋阳城被毁后的替代者而出现的，但太原城则一定程度上是作为晋阳城的继承者而出现的。即便如此，晋阳城被毁后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与新城往来争夺百姓，彰示着自己的影响力和合法性。直到金元之际，元好问诗中仍有“汾流决入大夏门，府治移著唐明村”“几时却到承平了，重看官家筑晋阳”这样的慨叹与遥想，表明太原新旧二城的兴废与百姓迁徙往来的痛苦记忆一直在民间流传了下来。

　　太原地位的逐步恢复

　　北宋对太原地区的认知和治理，经历了从观念到方式的全面转变，太原城也在毁灭与逆境中顽强成长了起来。一方面，宋太宗在太原地区强势推行“与民更始”，力图一劳永逸地解决太原在五代以来恃险自守、易滋英豪的问题，将太原纳入国家的掌控之下，这使太原长期处于受压制的状态。另一方面，宋辽西夏之间复杂严峻的现实形势又迫使北宋君臣不得不重视太原的巨大地缘政治作用，尤其在幽云十六州失守难收的情况下，太原对中原王朝的屏障作用几乎是不可代替的，因此在《宋史》中有“太宗平太原，虑其恃险，徙州治焉。然犹为重镇，屯精兵以控边部云”这样略显无奈与矛盾的描述。

　　北宋前中期，“参商”之说一直是阻碍太原发展的主导观念。宋太宗在诏令中累次称晋阳为“参墟”。韩琦秉政太原，上书朝廷请求恢复并州为节镇的地位，翰林学士胡宿便以“参商”之说为凭坚决反对。

　　此外，出镇太原的官吏对于太原地位的逐步恢复起到了关键作用。由于太原特殊重要的地位，历任出镇太原之人都是宋廷经过深思熟虑选出，其中有深受皇帝信任的一代名臣，更不乏宰辅之臣。而所选之人虽多为文臣，却兼领军政，出时多为显贵，回朝多身居要津。如以“治河东”而闻名的陈尧佐， 1025年主政并州，两年后任翰林学士，又两年拜枢密副使，后任参知政事，位列宰辅；韩琦对太原影响尤为重大，他在1053年到任并州，其间上书北宋朝廷恢复并州节镇， 1056年返回朝堂，不久拜相，此后力排众议，最终使并州升为太原府，太原的地位得以稍稍恢复，至北宋大观年间，边事渐紧，升为大都督府，而宋廷已是风烛残年。

　　每个时代都在城市建设中留下了自己的痕迹，而保存城市的记忆，保护历史的延续性，是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需要，是现代城市发展的需要。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文化自信是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太原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凝聚着我们的精神力量，坚定文化自信，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具有铸魂、赋能和塑形的重要功能，是全面建设文化强市的必然要求。再现“锦绣太原城”盛景，就是要倾力传承历史文脉，充分彰显“锦绣太原城”城市文化底蕴，弘扬时代精神，不断扩大历史文脉对城市发展的根基作用。

　　（作者单位：太原社会科学院）